一、 有别于宋词的酸酪之趣
1、 格律自由
2、 语言俚俗、灵动自由.
3、 抒情直切、酣畅淋漓.
4、 内在冲突、对抗而非和谐.
二、化丑为美的倾向.
有两层含义,一是将传统观念中视为丑的东西作为艺术的表现对象；二是打破传统艺术的典范格局,以一种对立的形态构成新的艺术风格.以 其独特的审美特征而独秀文坛,以其不同于唐诗宋词的美学风采而成为中国外呢学宝库中别具一格的体裁,它淋漓酣畅、泼辣直白、诙谐风趣、热烈尖锐、富于动 感,以俗破雅,以俗成趣,语言自由活泼,充满活力.描绘和书写的对象不限美丑雅俗,表现力丰富宽广,备受文人青睐,成为元代敞骸搬缴植剂邦烯鲍楼文学成绩最高的体裁之一.
.元散曲与传统的诗、词有何不同
一、 有别于宋词的酸酪之趣 1、 格律自由 2、 语言俚俗、灵动自由。
3、 抒情直切、酣畅淋漓。
4、 内在冲突、对抗而非和谐。
二、化丑为美的倾向。
有两层含义，一是将传统观念中视为丑的东西作为艺术的表现对象；二是打破传统艺术的典范格局，以一种对立的形态构成新的艺术风格。
以 其独特的审美特征而独秀文坛，以其不同于唐诗宋词的美学风采而成为中国外呢学宝库中别具一格的体裁，它淋漓酣畅、泼辣直白、诙谐风趣、热烈尖锐、富于动 感，以俗破雅，以俗成趣，语言自由活泼，充满活力。
描绘和书写的对象不限美丑雅俗，表现力丰富宽广，备受文人青睐，成为元代文学成绩最高的体裁之一。
元散曲和诗词区别
古代的诗配乐，是可以用来唱的。
所以叫诗歌。
诗与词的最大区别是格律不同，诗讲究对仗工整，字数统一。
或七言或五律。
而词则有固定的格式，唐后兴起。
它依据词牌名不同而区分。
元曲是元朝的戏曲。
因为当时是的朝廷蒙古族，因此限制汗文化，所以文人只能改变旧的格律，形成新的问题。
因此叫元曲，实则无变化。
元代散曲哪位作者影响最大？
元代散曲作家约200余人，作品4300多首，其中小令3850余首，套曲450余套。
由于正统的文学观念不重视散曲，很少有人搜集编次成册，散佚的作品当不在少数。
元代散曲创作可分为前、后两期，大略以元成宗皇庆、延□为界。
前期散曲作家的活动中心在大都（今北京），这是散曲兴盛时期，作家队伍中有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如刘秉忠、杨果、卢挚、姚燧等；有著名的杂剧作家，如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等；还有教坊艺人，如珠□秀等。
由于作家的社会地位高下不同，思想感情各异，艺术素养差别也很大，使前期散曲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局面，而散曲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也逐步走向成熟。
在各类作家中，那些地位高、有才名的文人雅士如杨果、姚燧等人，对新兴的诗歌体裁虽有兴趣，但只在游宴应酬场合小试才情，而且常以词的写法绳曲，所以尽管也有清新之作，却不能充分表现散曲的艺术特点。
至于教坊艺人的作品，一般说来题材较窄，艺术上也较为粗糙，加之散佚甚多，不能探其全豹。
最有成就的还是那些兼作杂剧的作家，如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等人。
他们的作品既有民间文艺的通俗平易、质朴自然的意趣，又经过锤炼开拓，提高了散曲的境界，如马致远的《秋思》套曲，关汉卿的《不伏老》套曲以及他们的小令等。
他们对于散曲成长为一种富有特色的诗歌体裁，作出了很大贡献。
后期散曲作家的活动中心，逐渐移至杭州一带。
随着散曲的繁盛和发展，这一时期的作家队伍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一批专攻散曲，或主要精力、主要成就在于散曲创作的作家，如张可久、乔吉、贯云石、徐再思等人。
他们对于散曲的体制和规律勤于探究，写出不少好作品，丰富了散曲园地。
后期创作在数量上比前期更多。
从发展趋势来看，虽然继承和发扬前期散曲通俗直白、生动活泼的特色，出现了象睢景臣《高祖还乡》及刘时中《上高监司》等难得的、有特色的作品，但是总的创作倾向，却是趋于雅正典丽，逐渐失去前期的生命力。
在这一时期，曲学评论与音律研究的著作也应运而生：贯云石的《阳春白雪序》是最早出现的散曲评论文章；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对于曲韵及曲的格律的研究，不论对杂剧还是散曲的创作，都有重要意义。
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散曲选集，其中以杨朝英的《阳春白雪》和《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人称“杨氏二选”，最为著称。
元代散曲的思想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反映了元代社会的黑暗现实，寄托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如张养浩的《潼关怀古》、张可久的〔醉太平〕小令、张鸣善的《讥时》小令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元代社会中□佞当道、百姓受难的现实。
尤其是睢景臣的《高祖还乡》，直接冲击了“至高无上”的君权思想；刘时中的《上高监司》前、后套，更深刻暴露了元代政治经济制度的腐败。
②慨叹世情险恶，向往脱离现实生活，归隐田园。
这一类作品数量众多，它们反映了元代士人们的身世之感以及他们中普遍存在的消极避世情绪。
但其中也有在强烈表达对险恶世情的激愤以后表示不如归隐的作品，如马致远的《秋思》套曲。
③歌唱爱情及描写闺怨。
这类散曲数量上不少于归隐之作。
它们一般都写得想象丰富，语言直白，意境逼真率直，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受民间歌谣的影响。
④写景。
这是元散曲中又一重要题材，而且风格多样，色彩绚丽。
在描写山河秀色时，不少作品以疏放豪宕的铺叙，表现出了曲的特有意境。
但是和传统的诗歌相比，和同代的杂剧相比，元散曲的题材显得比较狭窄，不少作品的思想倾向也比较消极；同时，也有一些格调较低的游戏、应酬之作。
元代散曲创作的风格是多样的，一般认为，主要可以分豪放、清丽两派。
豪放派以马致远称首，清丽派则以张可久为魁。
如以前、后期作品的倾向来看，前期是以豪放本色为主流，但是尖新清丽之作也有重要地位；到了后期，则以清丽为主，豪放为辅。
后期即使以疏放豪宕著称的作家如贯云石等人，他们的作品也与前期豪放派不同，带有江南文学传统的妩媚的色彩。
这是元代散曲风格流派消长的大致情况。
到了元末，南戏音乐融入散曲，不少作家采用南北合套的方式，使元代散曲的发展出现了新面貌，向明代散曲以南曲为主的局面，迈出了第一步。
马致远
宋词和元散曲的体制有何异同呢？
1.词每句的字数是固定的，而散曲每句字数不固定，可以加衬字.区别很多，但这是最大的区别.2.曲包括杂剧和散曲，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曲两种形式，小令一般只有一支曲子，而套曲则由多支同一宫调的曲子组成。
散曲中的套曲有两个特点，一是必须由同一宫调的几支曲子连贯而成，二是无论有多少支曲子，都必须是一韵到底。
从语言风格上看，元散曲的语言以通俗为本色，一般的说法是诗庄、词媚、曲俗。
明人王骥德在《曲律》中说：“诗之限于律与绝也，即不尽于意，欲为一字之益不可得也。
词之限于调也，即不尽于韵，欲为一语之益，不可得也。
若曲，则调可累用，字可衬增。
诗与词，不得以谐语方言入，而曲则惟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纵横出入，无之而无不可也。
”曲之所以要求通俗，原因是“须奏之场上，不论士人闺妇，以及村童野老无不通晓”。
这是从总的方面说的，至于不同的作者又有不同的风格，“庄”、“媚”、“俗”也不可一概而论。
宫调名，“哨遍”为曲牌名，“高祖还乡”为套曲的题目。
“宫调”，是乐调调式的统称。
乐音有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七声。
以“宫”声为主的乐调调式称为“宫”，以其他六声为主的调式称为“调”，统称“宫调”。
“曲牌”，曲调的名称，有一定的调子和唱法。
按曲调填的曲词，字数、句法、用韵和平仄都有固定的格式。
每一个曲牌部分属一定的宫调。
如“叨叨令”属“正宫”，“醉花阴”属“黄钟宫”，“墙头花”属“般涉调”；也有分属几个宫调的，如“哨遍”属“般涉调”，又可入“中吕宫”。
题目是作者根据所写的内容或创作曲词的目的动机自己加的。
有的曲词有题目，有的没有题目。
元散曲和元杂剧有什么不同吗？
散曲，元代称为“乐府”或“今乐府”。
散曲的体制主要有小令、套数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带过曲等几种。
小令，又称“叶儿”，是散曲体制的基本单位。
其名称源自唐代的酒令。
单片只曲，调短字少是其最基本的特征。
但小令除了单片只曲外，还有一种联章体，又称重头小令，它由同题同调的数支小令组成，最多可达百支，用以合咏一事或分咏数事。
如张可久的〔中吕·卖花声〕《四时乐兴》，以四支同调小令分咏春、夏、秋、冬，构成一支组曲；《录鬼簿》载乔吉曾有咏西湖的〔梧叶儿〕百首，是重头小令之最长者。
联章体虽以同题同调的组曲出现，内容上互有联系，但组曲中的各支曲子仍是完整独立的小令形态，故仍属于小令的范畴。
套数，又称“套曲”、“散套”、“大令”，是从唐宋大曲、宋金诸宫调发展而来。
套数的体式特征最主要的有三点，即它由同一宫调的若干首曲牌联缀而生，各曲同押一部韵，通常在结尾部分还有〔尾声〕。
小令和套数是散曲最主要的两种体制，它们一为短小精练，一为富赡雍容，各具不同的表现功能。
除此之外，散曲体制中还有一种带过曲。
带过曲由同一宫调的不同曲牌组成，如〔雁儿落带得胜令〕、〔骂玉郎带感皇恩采茶歌〕等，曲牌最多不能超过三首。
带过郸发策菏匕孤察酞畅喀曲属小型组曲；与套数比较，其容量要小得多，且没有尾声。
可见，带过曲乃是介于小令和套数之间的一种特殊体式。
散曲作为继诗、词之后出现的新诗体，在它身上显然流动着诗、词等韵文文体的血脉，继承了它们的优秀传统。
然而，它更有着不同于传统诗、词的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表现手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灵活多变伸缩自如的句式。
散曲与词一样，采用长短句句式，但句式更加灵活多变。
例如，词牌句数的规定是十分严格的，不能随意增损。
而散曲则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突破规定曲牌的句数，进行增句。
又如，词的句式短则一两字，最长不超过11字；而散曲的句式短的一两个字，长的可达几十字，伸缩变化极大。
这主要是由于散曲采用了特有的“衬字”方式。
所谓衬字，指的是曲中句子本格以外的字。
如〔正宫·塞鸿秋〕一曲，其末句依格本是七个字，但贯云石的《塞鸿秋·代人作》，末句作“今日个病恹恹，刚写下两个相思字”，变为14个字了。
这本格之外所增加的七个字，就是衬字。
至于哪七字属衬字，从以辞合乐的角度看，并无须确指。
增加衬字，突破了词的字数限制，使得曲调的字数可以随着旋律的往复而自由伸缩增减，较好地解决了诗的字数整齐单调与乐的节奏、旋律繁复变化之间的矛盾。
同时，在艺术上，衬字还明显具有让语言口语化、通俗化，并使曲意诙谐活泼、穷形尽相的作用。
例如关汉卿《不伏老》套数，〔黄钟尾〕一曲，把“我是一料铜豌豆”七字，增衬成“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这一来，显得豪放泼辣，把“铜豌豆”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以俗为尚和口语化、散文化的语言风格。
传统的抒情文学诗、词的语言以典雅为尚，讲究庄雅工整，精骛细腻，一般来讲，是排斥通俗的。
散曲的语言虽也不乏典雅的一面，但从总体倾向来看，却是以俗为美。
披阅散曲，俗语、蛮语（少数民族之语）、谑语（戏谑调侃之语）、嗑语（唠叨琐屑之语）、市语（行话、隐语、谜语）、方言常语纷至沓来，比比皆是，使人一下子就沉浸到浓郁的生活气息的氛围之中。
散曲的句法讲求完整连贯，省略语法关系，直接以意象平列和句与句之间跳跃接续等诗、词中常见的写法，在散曲中却较少见，因而，散曲的语言明显地具有口语化、散文化的特点。
明凌蒙初《谭曲杂札》评散曲的语言“方言常语，沓而成章，着不得一毫故实”。
清黄周星《制曲枝语》云： “曲之体无他，不过八字尽之，曰：少引圣籍，多发天然而已。
”都是对散曲以俗为尚和口语化、散文化语言风格的精辟概括。
第三，明快显豁自然酣畅的审美取向。
在我国古代抒情性文学的创作中，尽管存在着各种风格争奇斗妍各逞风骚的情况，但含蓄蕴藉始终是抒情性文学审美取向的主流，这一点在诗、词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散曲在审美取向上当然也不排斥含蓄蕴藉一格，这在小令一体中表现得还比较突出，但从总体上说，它崇尚的是明快显豁、自然酣畅之美，与诗、词大异其趣。
任讷对散曲的这一审美取向作过精彩论述：“曲以说得急切透辟、极情尽至为尚，不但不宽弛、不令蓄，且多冲口而出，若不能待者；用意则全然暴露于辞面，用比兴者并所比所兴亦说明无隐。
此其态度为迫切、为坦率，恰与词处相反地位。
”散曲往往非但不“含蓄”其意，“蕴藉”其情，反而唯恐其意不显，其情不畅，直待极情尽致酣畅淋漓而后止，上举关汉卿《不伏老》套数〔黄钟尾〕一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同时，由于散曲多借用“赋”的铺陈白描的表达方式，可以随意增句和增加衬字，可以有顶针、叠字、短柱对、鼎足对等多种手法，也对这一审美取向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之效。
从上述散曲的特点可见，比之传统的抒情文学样式诗、词，散曲身上刻有较多的俗文学的印记。
它是金元之际民族大融合所带来的...
1.宋代宋词的内涵精神, 2.元代作品中反应的作家人格。
忘大神给出详...
1.(1)宋朝一开国就没有唐朝那种宏大的气象，唐朝一建国就开疆拓土，将自己的版图向北、南、西不断延伸，宋朝开国后自始至终就没有办法收复北方的幽燕与南方的交州（今天广东、广西、越南北部，此处指越南北部），而且北宋一直受到北边的辽、西北的夏，南宋又一直受到女真（金）与蒙古的威胁，宋朝与这些外族政权从开始的称兄道弟到最后的纳贡称臣，这是宋代上至皇帝下至士人内心难以言传的隐痛与屈辱，陆游的一首诗歌标题道尽了所有宋代人黄粱美梦——《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失地》，可惜“尽复汉唐失地”的确只有在梦中才能实现，所以宋朝从开国到灭亡，爱国主义的诗词都特别兴盛。
(2)宋朝不仅国家的版图从前朝向外扩张转而向内收缩，宋朝士人的精神世界也从盛唐人的开朗张扬变为内敛退缩。
唐朝“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燕歌行》），且不说李白夸耀自己“杀人红尘里”，即使文雅的王维也高喊“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少年行》）。
宋代文人完全没有这般粗犷，逐渐变得内向、细腻、敏感，他们的心胸也没有唐人那般阔大，器宇也没有唐人那般轩昂，气势当然更没有唐人那般豪迈，他们逐渐变得越来越狭隘、萎靡、甚至有点颓唐。
(3)由于民族和国家在现实生存上一直受到威胁，长期以来入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遇到挫折时，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抬头。
北宋的石介写了现在最早的一篇《中国论》，文人们为了民族的自尊和自存，凸显汉民族的优越与汉文化的优越。
宋代理学的兴盛也与士人强调自己的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有关。
由于内向，由于焦虑，由于敏感，宋代走向伦理主义，也就是生活和观念中极度高扬道德伦理，如强调“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守节事大”这样极端严峻的伦理立竿准则。
这造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冲突与紧张，也造成了人们人格的普遍分裂。
(4)宋代商业的繁荣带来新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的转变，大都市的形成也带来了人们对娱乐的渴求。
市井生活不仅提供了新题材，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也创造出适应这种生活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
2.在元代登坛树帜、独领风骚的文学样式是元曲。
而人们通常所说的 元曲，包括剧曲与散曲。
剧曲指的是杂剧的曲辞，它是戏剧这一在舞台表演的综合艺术的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散曲则是韵文大家族中的新成员，是继诗、词 之后兴起的新诗体。
在元代文坛上，它与传统的诗、词样式分庭抗礼，代表了元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
元代散曲的思想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反映了元代社会的黑暗现实，寄托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如张养浩的《潼关怀古》、张可久的〔醉太平〕小令、张鸣善的《讥时》小令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元代社会中□佞当道、百姓受难的现实。
尤其是睢景臣的《高祖还乡》，直接冲击了“至高无上”的君权思想；刘时中的《上高监司》前、后套，更深刻暴露了元代政治经济制度的腐败。
②慨叹世情险恶，向往脱离现实生活，归隐田园。
这一类作品数量众多，它们反映了元代士人们的身世之感以及他们中普遍存在的消极避世情绪。
但其中也有在强烈表达对险恶世情的激愤以后表示不如归隐的作品，如马致远的《秋思》套曲。
③歌唱爱情及描写闺怨。
这类散曲数量上不少于归隐之作。
它们一般都写得想象丰富，语言直白，意境逼真率直，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受民间歌谣的影响。
④写景。
这是元散曲中又一重要题材，而且风格多样，色彩绚丽。
在描写山河秀色时，不少作品以疏放豪宕的铺叙，表现出了曲的特有意境。
但是和传统的诗歌相比，和同代的杂剧相比，元散曲的题材显得比较狭窄，不少作品的思想倾向也比较消极；同时，也有一些格调较低的游戏、应酬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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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张可久和乔吉活跃于曲坛为标志，元代散曲的发展进入了后期。
张、乔二人过去被称为“曲中双璧”，目为清丽派的代表。
张可久的声名又在乔吉之上。
他是第一个专力写散曲的人，不写杂剧，也没有诗文留下，散曲却有八百多首，占现存元人散曲的五分之一。
这里面绝大部分是小令，只有九个套数，可见他是把精力凝注到散曲的典雅化上面的。
我们知道，曲中的小令近词，套数近剧，相对来说，套俗令雅，这是一般的规律。
兼之可久刻意雕琢，运用诗词的字面、句法，含蓄、凝炼的表达方式，遂使其曲骚雅、蕴藉，成为清丽派的宗师，在明清两代获得了不少的崇拜者。
然而他的风格也不是单一的，俊快轻盈、哀惋凄艳、刚健豪放，也同时可以在他的曲中找到；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最后同归于雅，早期散曲（特别是民间创作）的“蒜酪风味”，渐渐的淡薄了。
张可久之所以为后代倾倒，自然同他的仕宦偃蹇、作品中多名士气和凄惋味有关。
乔吉同他的境遇差不多，也许更为潦倒；所以曲中于啸傲山水之余，还有不少青楼调笑之作，有时也发发牢骚。
如果说张小山近于词中的姜白石，那么乔梦符就是词中的柳耆卿吧。
乔吉在艺术上不似张可久雕琢得厉害，时时有些“出奇”的俗语，雅俗兼该，这可能跟他兼作杂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