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诗词均感情豪迈奔放，胸襟开朗洒脱。他的诗词以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篇章最多，或想象丰富，或气势雄浑，或清新隽美情致盎然，最能代表苏诗的艺术成就。他的表达对事物见解的诗，被认为最能体现宋诗的理性特征，诗中通过艺术形象说理，蕴含丰富，新鲜有趣。苏轼的词相比他的诗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他突破了以前离愁别绪、男女恋情的老套，将悼古、怀旧、记游、说理等诗材皆纳入词的表达范围，给词以更深广的意境，一改晚唐五代词家的婉约之风，开创了词的豪放一派。

《水调歌头 中秋》从幻想天堂的不胜寂寞凄冷，转向寄情于人间的天长地久。《念奴娇 赤壁怀古》借赤壁旧址的壮观景象、古人的英雄气概抒发诗人的豪情壮志。这两首词皆写于作者失意之时，“人生如梦”的低沉之调不免时而可闻，但它毕竟难掩苏词激情奔放、达观洒脱、恢宏阔大的主弦律的高亢之音，是最能代表苏词风格的品。

苏轼写的诗词赋文中对佛道儒的看法

文学界苏轼深厚的佛学造诣，伴随他在江湖、庙堂间的反复进退，成为其人生旅途上须臾不舍的良师益友。而对当时存在的欲劝度世人而装神弄鬼、引人一味求道而耽误农耕，以及某些佛门弟子蛊惑人心、扰乱国事的现象，苏轼也表达了痛心疾首的态度，进而偶有诋斥佛教。但总而言之，苏轼儒家为主、释道相参的思想主流并未因此改变，而是表现出随着命运浮沉而不断充实生命深广的高度。 《苏轼文集》卷十二专录“记”一类文章29篇。这些饱含雅趣、文理俱胜的作品，不仅使苏轼自蜀中，进而辗转至开封、黄州、儋州等地的游踪得以毕现，而且镌刻下他随着宦海漂泊而到达的每一处思想彼岸的雪泥鸿爪。随东坡在宝刹庙堂间释怀、于亭台水阁畔咏叹，苏轼思想的不系之舟如缕缕浓淡相宜的翰墨在他沉浮而又泰然的人生沧海里宛然流转：早年乐道、贬居好佛、晚年更趋向诸家并收的大致走向，体现着他思想体系蕴含的愈加成熟的包容心态。可其中一篇《中和胜相院记》却一反常态，不但斥僧侣所习经典为“荒唐之说”，更把佛家讲经说法的庄严道场归于“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的虚伪骗局。试想一个在佛法讲论中乐在其间、津津乐道与僧道交游之趣的苏轼突然正襟敛容，变得与之水火不容。思维波澜如此起落，不由得让人好奇。 曾枣庄先生在《苏轼评传》里谈到过《中和胜相院记》，指出它体现了苏轼“对佛教的真正态度”。表面看来，这似乎成了曾先生赞成苏轼内心实际排斥佛教观点的确证；但细而论之，这句话应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者佛教不等同于佛法，作为士大夫的苏轼对佛法尽可情有独钟，却不意味着一定要将原有的刻骨铭心的儒家思想抛弃殆尽，转而对佛教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尽管苏轼对释道两家思想深以为然，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虽然已经表现了“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的看空自身的觉悟，却仍未忘怀“黄州、惠州、儋州”的“平生功业”；越是有岁月伴着理想一起失落而万物皆空之感，越是引以为憾因为作为一个儒者的自居，始终是盖过其它的。因此，坚守儒学正统的苏轼对所谓“异端”的佛教会有或多或少的贬斥与怀疑；但就佛学思想来说，不但没有在文中对此妄加评论，还能在诸多的佛偈禅机里含英咀华，于进退得失的夹缝之中，游弋在儒释道思想交合的浩浩瀚海。 那么，对佛教成道途径的可行性、乃至于沙门僧侣素养深浅的非难，可以看做苏轼对当时客观存在的某些混迹佛门的不肖子弟狐假虎威行为的讥刺，却并不算违背他对佛教一以贯之的态度；可 是《中和胜相院记》中对佛家学说所表示出的非同寻常的迁怒，还是令人疑惑。既然不能在一般思想倾向上找到突破，那结合该文创作的年代背景以寻找线索，则又辟出另一条探索蹊径。 孔凡礼《苏轼年谱》记载了《中和胜相院记》创作于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是应惟简大师所请而记之。当时正处于其父苏洵去世（1066年）到服丧期满（1068年）之间，苏轼虽暂时居丧在家，但之前仕途顺利，并没有像后来多遭贬斥的现实那样，有更多的切身感受和充裕时间来思考佛学的博大精深；至于结合自己亲身经历来切身体会解脱之道，更是后话。要苏轼在从小耳濡目染的儒家通往济世立功的有为之路上，既看到佛光普照下空色如一的般若佳境，又要乘着道家凭虚御风的鲲鹏而作逍遥之游，可谓难上加难。不独当时，即便来到了早已经历过几落几起的元祐五年（1090），深通佛法、业已悟及功名外物皆为虚幻的苏轼，在出任杭州知州时，还是在《乞子珪师号状》中建议朝廷赐予有功于钱塘六井疏浚工程的子珪和尚尊贵的师号，以彰其功。当苏轼为官一任时，压倒其精神世界的仍是济世建功的儒者情怀，之前佛家的四大皆空在此之下便显得不合时宜了。故而，尚处于仕宦事业上升阶段的苏轼对佛学的初步涉猎，还不足以让他像维护儒学正道那样对之誓死捍卫。 苏轼签判凤翔其间，“王彭（大年）为监军。与彭游甚密，彭为言佛法”。苏轼自己在《王大年哀词》中也回忆说：“每为出一篇，辄拊掌欢然终日。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苏轼早在之前就已接触佛学典籍，并坦率地以“喜”字系之；加之向他“言佛法”之人是与之亲密无间的王彭，可见苏轼从一开始对佛学及其爱好者都充满了好感。另外，从《中和胜相院记》开头所引述的成佛经过来看，他不但熟知佛经阐述的苦难解脱之道，还交结惟度、惟简等僧侣多时。在这种情况下，居丧其间的苏轼对佛家经典绝非一知半解，相反早已对此饱有浸淫。通观全文，绝大部分的篇幅，是对“弃家毁服坏毛发”的佛教招人入教的合理性，以及自己不学无术反靠装神弄鬼欺世盗名的部分教徒的讥讽，至于佛学所被斥“荒唐之说”的池鱼之殃，则更像是一笔带过的意外。所以，《中和胜相院记》并不像作者笔下激烈的言辞那般对佛教、佛子和佛学没有区别地大加挞伐。他的笔伐口诛，主要是对干扰正常农耕赋役生活的佛教活动、滥竽充数的僧侣宗教文化素养的担忧，以致言语锋芒过处，兼及佛学。实际上并非刻意针对之。 记文末尾所述在胜相院中的见闻似与主旨无干，而试结合其中

苏轼的诗词有何特点？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今四川眉山人。我国北宋时期的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他是一位在文学艺术方面具有高超才能和成就的杰出作家。 他出身在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家，长于策论，文风纵横恣肆，对苏轼有明显的影响。 苏轼因散文成就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进而又被列为“韩柳欧苏四大家”；他写的诗歌被尊为“宋诗典范”；他的词，被称为“为词立法”，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和开创之人；他在绘画方面与米沛、李龙眠，并称宋代四大家，擅长画墨竹，其实他的书法也有独特的造诣。 纵观苏轼诗词的特点可以用“从容、豪放、创新、丰富多彩”四个词概括。 二、思想根源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读书人都希望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所谓“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当这种理想无法实现或遭遇挫折时，世间人不是用生命去殉自己的理想，如屈原沉江，贾谊泪逝，陈子昂之“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李白之“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都是翰墨抒怀。 陶渊明的诗多有贫病愁苦之叹，以及对仕途郁郁不得志的抱怨。李白的豪放也不免颓废；杜甫关心国计民生，但抱负不能施展，多有失意的悲愁之吟。像《登高》中“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等。 但苏轼则完全成就了一派豪放天然、飘逸豁达的词风，对人生的富泰穷通充满了谅解，表现出一种“成固欣然，败亦同样有所作为”的胸怀。这应当是人生境界的一个新的拓展，表现了人类智慧大大前进了一步。 苏轼青少年时期所形成的放浪不羁的性格以及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成为其诗词特点的主要源头。 苏轼少年读书时，就能把儒、释、道三家最好的品格和修养融到自己的修养当中[1]。一方面他从小就有坚定的儒家思想志向，即“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苏轼少年时，母亲程氏教其汉书《范谤传》[2]。范谤是东汉党争时受迫害的一个忠臣，任命为清诏使的时候，慨然有澄清天下的志向。后受迫害时，不苟且偷生，宁愿付出生命，像“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一样。临别辞母时说：“为儿不孝，没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范母说：“一个人既想成就名节，又想富贵寿考，岂能两全？母亲愿你去完成理想。”读到这里时，小苏轼发誓自己长大了也要做范谤。苏母说：“你能做范谤，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母吗？” 苏轼曾用“坦荡之怀”来概括自己的性格特征。苏轼每次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政治迫害，只要回到朝廷上，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不盲从哪一派人物，也不愿随波逐流。因此，才遭受到那么多的贬逐，但其志愿、理想、操行始终一致。关键时候，总是忍不住要说真话，用他的话说就是“如蝇在口，不吐不快”。他的这种狂放性格，势必与“摇手举足，辄有法制”的专制社会发生尖锐矛盾。 据说苏轼很喜欢《庄子》也深受其影响。《庄子·逍遥游》[3]有这样一个比喻：“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这个比喻是描述一种很高的修养。说是在藐姑射的山上，有一得道真人，肌肤像冰雪样洁白，姿态像处女样美丽，洪水滔天而不会被淹死，大旱使金石融化、土山枯焦而他不会被伤害。——这实际上表达的是道家在精神上自我保全的一种操守。此外，《庄子·养生主》中还讲了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今臣之刀近十九年矣，所解牛数千矣，而刀刃如新发于硎。”这讲的是修养的问题。而在《庄子·逍遥游》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将徙于南冥。南冥东，天池也。”这种高远的、不受拘束的、超远旷达的修养和想象的故事，《庄子》里还讲了很多。苏轼发现《庄子》正好说出了自己心中所想的，这是非常奇妙的。苏轼自幼就像佛家所讲的有慧根，像道学家所说的有感悟。苏轼在幼小读书时就能把儒道两家的最美好的品格和修养融合到自己的修养之中，这是苏轼成才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对于自己的苦难挫折采取超然旷达的态度处理，正如他自己所言：“进退得丧，齐齐久矣，皆不足道。”而对于国家、人民的忠爱之心，则是始终执著，没有改变的。所以只要回到朝廷去，他应该说什么正直的话，还照样说。经过多少危苦患难，仍然是那样忠直。苦难铸就了苏轼伟大的人格。 三、艺术成就苏轼一生经历坎坷，但在艺术的道路上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二十一岁中进士，之后仕途多难，走过了一条曲折艰险的人生道路，苏轼历尽苦难，终于成为一代文豪。元丰末年，苏轼时来运转，甚至有过“未周岁而阅三宦”的殊遇。“人在玉堂深处”时，却怀念黄州东坡雪堂“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他告诫自己说：“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他升为翰林学士时曾作《八声甘州·寄参廖子》词，表白自己：“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苏轼这种淡泊名利的品格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苏轼尽管有失望，有牢骚，有悲愤，却始终在追求着人生的价值和自我的价值。这都取决于他那高尚正直的人格，忧国

你是怎么评价苏东坡的诗词的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苏词的历史性贡献超过了他的诗和文章。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他将传统的主要表现风花雪月和男女情爱的女性化词扩展为可以表达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同时将词范围扩大，不仅可以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还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苏轼把词正式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苏轼开启了豪放派词风，但并不表明他的词的风格都是豪放风格，其词现存的362首词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的新风格，如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词作。

总之，苏东坡的诗词题材广泛，风格多样，主要以豪放为主，兼具各种风格。

对苏轼的看法

历代名人对苏轼的精辟评价：

黄庭坚：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真神仙中人。

苏辙：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黄锦祥：“东坡乃文星旷世，曜耀寰中。”

晁无咎：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赵昚：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

刘辰翁：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王士祯：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

王国维：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

对苏轼的评价？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宋词豪放派创始人。他的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诗风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 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

其性格率真、孤傲、豁达、超脱，有理想，有抱负，有政治见解。

苏轼为人所少知的宋词及其评论

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 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诗文赏读】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写眼前景，寓心中事；因自然现象，谈人生哲理。属于即景生情，而非因情造景。作者自有这种情怀，遇事便触发了。《东坡志林》中说：“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途中遇雨，便写出这样一首于简朴中见深意，寻常处生波澜的词来。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只“莫听”二字便见性情。雨点穿林打叶，发出声响，是客观存在，说“莫听”就有外物不足萦怀之意。那么便怎样？“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逗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主脑，以下词情都是从此生发。“竹杖芒鞋轻胜马”。先说竹杖芒鞋与马。前者是步行所用，属于闲人的。作者在两年后离开黄州量移汝州，途经庐山，有《初入庐山》诗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用到竹杖芒鞋，即他所谓“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南歌子》）者。而马。则是官员或忙人的坐骑，即俗所谓“行人路上马蹄忙”者。两者都从“行”字引出，因而具有可比性。前者胜过后者在何处？其中道理，用一个“轻”点明，耐人咀嚼。竹杖芒鞋诚然是轻的，轻巧，轻便，然而在雨中行路用它，拖泥带水的，比起骑马的便捷来又差远了。那么，这“轻”字必然另有含义，分明是有“无官一身轻”的意思。何以见得？封建士大夫总有这么一项信条，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轼因反对新法，于元丰二年被人从他的诗中寻章摘句，硬说成是“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于知湖州任上逮捕送御史台狱；羁押四月余，得免一死，谪任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元丰三年到黄州后，答李之仪书云：“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被人推搡漫骂，不识得他是个官，却以为这是可喜事；《初入庐山》诗的“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则是从另一方面表达同样的意思。这种心理是奇特的，也可见他对于做官表示厌烦与畏惧。“官”的对面是“隐”，由此引出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来，是这条思路的自然发展。关于“一蓑烟雨任平生”，流行有这样一种解释：“披着蓑衣在风雨里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这表示能够顶得住辛苦的生活）。”（胡云翼《宋词选》）从积极处体会词意，但似乎没有真正触及苏轼思想的实际。这里的“一蓑烟雨”，我以为不是写眼前景，而是说的心中事。试想此时“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了，哪还有蓑衣可披？“烟雨”也不是写的沙湖道中雨，乃是江湖上烟波浩渺、风片雨丝的景象。苏轼是想着退隐于江湖！他写这首《定风波》在三月，到九月作《临江仙》词，又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之句，使得负责管束他的黄州知州徐君猷听到后大吃一惊，以为这个罪官逃走了；结合答李之仪书中所述的“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而自觉可喜，他是这一种心事，在黄州的头两三年里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白出来，用语虽或不同，却可以彼此互证，“一蓑烟雨任平生”之为归隐的含义，也是可以了然的。下片到“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实。不过说“斜照相迎”，也透露着喜悦的情绪。词序说：“已而遂晴，故作此。”七个字闲闲写下，却是点晴之笔。没有这个“已而遂晴”，这首词他是不一定要写的。写晴，仍牵带着原先的风雨。他对于这一路上的雨而复晴，引出了怎样的感触来呢？这就是接下去的几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萧瑟，风雨声。”“夜雨何时听萧瑟”，是苏轼的名句。天已晴了，回顾来程中所经风雨，自有一番感触。自然界阴晴圆缺的循环，早已惯见；宦途中风雨的袭来，却很难料定何时能有转圜，必定有雨过天青的遭际吗？既然如此，则如黄庭坚所说的，“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谪居黔南十首》），遭受风吹雨打的人那是要望晴的吧，苏轼于此想得更深，他说无风雨更好。无风雨，则盼晴、喜晴的心事也不需有了，这便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真谛。如何得到政治上“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是“归去”！这个词汇从陶渊明的“归来去兮”取来，照应上文“一蓑烟雨任平生”。在江湖上，即使是烟雨迷蒙，也比宦途的风雨好多了。

如何讲解苏轼诗词

原诗全文如下：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4、译文：

从正面、侧面看庐山山岭连绵起伏、山峰耸立，从远处、近处、高处、低处看庐山，庐山呈现各种不同的样子。

我之所以认不清庐山真正的面目，是因为我人身处在庐山之中。

诗的结尾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即景说理，谈游山的体会。之所以不能辨认庐山的真实面目，是因为身在庐山之中，视野为庐山的峰峦所局限，看到的只是庐山的一峰一岭一丘一壑，局部而已，这必然带有片面性。

这两句奇思妙发，整个意境浑然托出，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回味经验、驰骋想象的空间。这不仅仅是游历山水才有这种理性认识。游山所见如此，观察世上事物也常如此。这两句诗有着丰富的内涵，它启迪人们认识为人处事的一个哲理——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要认识事物的真相与全貌，必须超越狭小的范围，摆脱主观成见。

这首诗寓意十分深刻，但所用的语言却异常浅显。深入浅出，这正是苏轼的一种语言特色。

苏轼的资料及诗词鉴赏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北宋文学家、知名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洵、弟辙，合称“三苏”。他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己又刻苦学习，青年时期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显露出多方面的艺术才能。枕头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考进士时，主司欧阳修见其文章连称“快哉！快哉！”1059年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英宗即位，任大理寺丞。神宗时，任太常博士、开封府推官，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为杭州通判，改知密州、徐州、湖州。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台有人摘引其非议新法的诗句，以“讪谤朝政”罪名入狱，即所谓“乌台诗案”。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五年后，改任汝州团练副使。哲宗即位司马光等旧党执政，他复为朝奉郎，任登州知州、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任侍读，又因与司马光等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后任兵部尚书兼侍读、端明殿这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作家，他以丰富的文学实践，把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推向前进，使诗、文、词各方面的创作出现了高峰。其文学成就曾引起当代和世后学人的普遍重视。南宋的陆游、辛弃疾，金代的元好问，明代的袁宏道，清代的陈维崧、查慎行等都是明显受他影响的作家。苏轼作品中流露的游戏人生、随缘自足的思想对后世文人也有不良的影响。生平详见《宋史》卷三三八。有《东坡全集》、《东坡词》。 本书选其文六主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上海直讲书》、《喜雨亭记》、《石钟山记》、《前赤壁赋》、《教战守策》；诗六首，《惠崇春江晚景》、《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和子由渑池怀旧》、《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汲江煎茶》；词十一首《水龙吟》（看花还似非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大江东去）、《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临江仙》（夜饮东坡醉复醒）、《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 传世名篇 刑赏忠厚之至论 【题解】 本文系苏轼分析刑与赏如何才能达到忠厚之极的一篇策论。作者围绕儒家经典中的一“疑”字，论证忠厚之至不全在于刑与赏，而在于用“君子长者之道”治理天下。此文以详切的说理，使经典之旨与作者之论相得益彰。 【原文】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 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兹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谨刑也。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