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12.04，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

1902年，冯友兰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冯母吴清芝身上。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

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继续延聘教师授学。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

1910年，遵其母嘱考入唐河县立高等小学预科。

1911年春，考入开封中州公学（今河南大学）中学班。暑期回唐河，与吴太夫人之侄女吴淑贞结婚。

1912年夏，转入武昌中华学校。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第二中学的高中预科班。当时的上海第二中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正因如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 ，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

1918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18年秋，任河南第一工业学校语文修身教员。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1919年，赴美留学 。

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第三类是中道。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人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

1923年，冯友兰学成回国，始任开封中州大学哲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1925年又到广东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1926年离开广东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授。1928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

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 。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 。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 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而成。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在暂避长沙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1946年5月 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冯友兰为西南联大纪念碑撰写了碑文。碑文气势磅礴，旨正意远，文采横溢，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其为二十世纪的一篇雄文。冯友兰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忆说：“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 1921年，在《新潮》杂志发表《柏格森的哲学方法》、《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等文 。

1923年，发表《评柏格森的<心力>》（《新潮》3卷2期）、《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国际伦理学杂志》32卷3号）、《论“比较中西”（为读中西文化及民族论者进一解）》（《学艺》3卷10期）、《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哲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杂志》19期）等文章 。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 。

1924年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 。

1931年、1934年分别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

1937年，发表《哲学与逻辑》、《论民族哲学》等文章 。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

他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础的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困厄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复兴之时！正是凭此坚定信念，冯氏更加勤奋地钻研学问，埋首著述，潜心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从1939年-1946年，“贞元六书”出版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关于冯友兰著此六书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确的表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这充分展现了冯氏的宏大抱负和深切愿望。 1966年文革开始，冯亦受到影响。直到1968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将相，也要找他。冯才得以离开牛棚，恢复自由。

1973年10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成立时，与周一良、魏建功等同被委为“梁效”写作班子顾问，“和群众一同批林批孔”。“梁效”分为写作组、材料组，后从材料组再分出一个注释组，组员由冯友兰、周一良、林庚、魏建功等学界名人，主要任务是为毛主席注释诗词， 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中，相继发表《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等文章，均得《光明日报》全文转载。1975年参加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并为主席团成员，发表《参加批林批孔一年来的思想收获》、《谈谈批林批孔运动对我的教育》，并结集为《论孔丘》出版。在该书前言里说，“从尊孔到批孔，从觉得好象是灾难，到确实觉得是幸福，这是一种思想改造上的转变”。1976年写作《孔老二的“拨”与走资派的“扭”》等文。

1976年10月，四人帮失势，梁效写作班子解散，冯亦遭关押审查。1977年至1979年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到批判，要求“说清楚”“与‘四人帮’的关系”，背靠背对其进行批判。1979年获准异地参加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发表文章。 1980年-1989年，完成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1981年，以86岁高龄口述完成的《三松堂自序》，198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82年获准赴美夏威夷出席国际朱熹学术会议。冯友兰几乎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世事变迁，人世沧桑，于1990年11月26日，这位中国一代大哲安然地离开了这个变幻的世界。

散木：梁漱溟为何鄙视冯友兰

在一封没有上款的回信中，梁漱溟不客气地说，他的拒绝，实以足下曾诌媚江青。　　冯友兰回复说：来书竟无上款，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相待以礼，复如是乎？疾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忠恕之道，岂其然乎？譬犹嗟来之食，虽曰招致，意实拒之千里之外矣。‘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诗人诚慨乎其言之也。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真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故亦不自隐其胸臆耳。　　冯的复信，可谓心情复杂。　　不久，这两位世纪老人相晤，交谈中，宗璞向梁漱溟说明：所谓曾诌媚江青，并非事实，因此，梁的回信，乃是不问事实的主观妄断，而且这种态度很要不得。　　这里所提到的冯友兰曾诌媚江青一事，是指1973年谢静宜代表江青访问冯友兰，此后有人建议他上书铭感，信是写给江青的，但表示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再后，江青导演批孔的闹剧，可怜一代大儒的冯友兰竟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所谓开会发言、外出参观，等等，当时冯友兰还在天津小靳庄见农民赛诗，诗兴大发，又在医院吟诗有《咏诗》25首，其中赫然有称道女皇武则天的诗句，如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这在当时便被人非议为诌媚江青了。（何兆武先生的新作《上学记》提及冯诗有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等，他以为：这话说得毫无根据。现在有关汉初的史料主要是《史记》和《汉书》，可是这两部书从来没提到汉高祖打天下全靠（‘端赖’）吕后的智谋，捧吕后其实是捧女权，跟着江青的意思走。他还提及当年西南联大的同学邹承鲁曾说：在西南联大的教师之中，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的是冯友兰，所以最不欣赏冯友兰，在当年倒不是出于学术观点的差异，而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即许多同学反感于冯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如当年他那本《新世训》最后的《应帝王》，是为蒋捧场的，因而有失学者的身份。可见，人们对冯友兰的认识，也是其来有自。）　　1976年华北地震，江青又到北大的地震棚来看望冯友兰，事后冯友兰又奉旨献诗，所谓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云云。不久，江青又赴清华讲话，再次招见了冯友兰。把这一系列的事情联系起来，就与所谓曾诌媚江青差几相似矣。　　对此，事后冯友兰曾为自己解脱，他说自己是从批儒的观点出发，以为武则天反儒最为彻底，却并不知道江青有作女皇的企图，尽管当时有许多人私下议论女皇的种种传闻，冯友兰说自己向来不信小道消息，我坐在书房也听不到多少小道消息，我认为小道消息大概都是国内外的资产阶级编造出来的。我只信报纸上的消息，我对于国内外形势的认识都是以国内的报纸为凭，于是，局促于书斋中的冯友兰教授果然毕竟是书生，他大概不曾料到，向来说，‘诗无达诂’，可以灵活解释，但是灵活也不能灵活到这样的地步。说这话的宗璞还谴责道：有些人惯于歪曲诗的本意，甚至在所谓研究文章中杜撰，把自己的揣测硬安在别人头上，这种做法甚不足取。　　之后，经过了冯友兰父女的解释和辩白，梁漱溟得知了批孔运动中冯友兰的真实情况，此后，他们恢复了交往。　　1989年，宗璞又在对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一书的订正中，详细叙述了冯、梁之间的误会，并认为所以会有这些误会，即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悲剧，是完全出于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不过，这又让人想到了梁漱溟。　　当年批孔之初，梁漱溟没有表态，后来他回忆说：不料保持沉默也是有‘罪’的。在全组二十余人都纷纷‘表态’，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努力改造思想之后，我依然沉默，便有人说话了。有人在会上不指名地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紧接着有人又在会上指名道姓地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有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悉，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和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我听罢直摆手，不禁脱口而出：‘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碰见他呢。我怀疑他文章所说的是否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会上马上有人反击，严厉地说：‘你有什么根据怀疑别人？就凭这句话，你对当前运动持什么态度，已经暴露无遗了。如何端正态度，在你自己。我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作运动的对立面了。’　　因此，后来的梁漱溟对冯友兰就不可能再如从前了，他对冯有了另样的眼光。如其回忆：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不久，我见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一反自己的历来主张，随着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子，我心里很不舒服，便写信批评他，要他答复我为何这么做。不多久，他便在女儿的陪同下，悄悄地同我见面，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批评他不对。但他当面向我作了解释，我心里的气也平和了一些。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难，律己可以，何必强求于人呢！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了历史。我想某教授如今回过头来看看，应该说可以作出一个他自己满意，别人亦认为公正的答复了。　　晚年的梁漱溟与美国学者艾恺交谈，其中还提到了冯友兰。他说：有一个人叫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是我班上的学生，他是留美，在美国。他留美的时候还常常从美国写信给我，通信。从美国回来就做大学教授，很出名。写了三本书，特别是他有一部《中国哲学史》。这个人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情，个性不同了他好像是儒家，好像是发挥中国传统思想，好像是这样，可其实呢，他的为人是老庄的吧，老子一派。老子一派，就是不像那个儒家，好像忠于自己，一定要很正直，他不是那样，他是有点有点那个叫什么，‘什么世不恭’啊，有那么一个四个字，‘玩世不恭’，他不是那么本着自己的相信的道理，很忠实，不随风转舵，不，他有点像玩世不恭。后来不是那个江青很赏识他，到北京大学去看他，他还把诗词送给江青，后来江青失败了，所以他的名气也就不好了。（《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　　由此看来，晚年的梁漱溟对冯友兰还是依然保持了他的基本看法的。　　本文节选自《历史学家茶座》第9辑文章：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几位学者（之三）冯友兰以及晚年梁漱溟和冯友兰的一次争持。

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什么意思

意思是何止八十八岁，期望一百零八岁。

何止于米，相期于茶hé zhǐ yú mǐ ，xiāng qī yú chá是冯友兰先生曾赠金岳霖先生的一副对联“何止于米,相期以茶”。

米就是指米寿、茶就是指茶寿，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米字的形态，一看便知为八十八，所以米寿就是88岁；

而茶字形态恰如米字之上又加上草字头，可推想到再加廿，成108岁了。粗看起来，这话好像是图高寿，“茶”是精神文化层次的，因此，从“米寿”到“茶寿”应该还暗含着“再攀精神高峰”的意思。

米寿为八十八岁，茶寿为一百零八岁， 意思是何止八十八岁，期望一百零八岁。

扩展资料

冯友兰与金岳霖同庚。1983年，两位老先生在做88岁“米寿”（米字拆开是八十八）时，冯友兰写了两副对联，一副给自己，一副送金岳霖。给自己的一副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胸怀四化，意寄三松。”

意思是不能止于“米寿”，期望能活到“茶寿”（茶寿：是108岁，“茶”字上面“廿”是二十，下面也可拆为八十八），我为国家四化的实现而努力，意寄陶渊明抚松而徘徊的境界，并不计较现实的得失，意境很高远。

给金岳霖的对联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论高白马，道超青牛。”前两句同，后两句是对金岳霖逻辑和论道方面的赞叹：论辩比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要高；论道超过骑着青牛的老子。这对金岳霖评价很高。可惜不久金岳霖就去世了，没有能“相期以茶”，冯友兰自己也没能“相期以茶”，离“茶寿”还差13年。

冯友兰晚年，一直是和宗璞一家生活在一起。冯友兰曾说自己早年赖慈母，中年仗贤妻，晚年靠孝女。宗璞的夫君蔡仲德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音乐美学史》，影响很大。宗璞说：父亲给我的人格和文学影响都很大。

他不是很勤奋的那一类，但有恒心，有韧劲。他引以自豪的是从来不开夜车，不熬夜。他待人很宽容，讲忠恕之道，常常替别人着想。

诚求好书(国学、诗词）

诗词方面可以先学一些名句，满足成就感，培养兴趣，逐渐由名句到全诗。国学方面推荐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本来是写给外国人看的，非常直白易懂，又有思想深度。

宗璞的简介，冯友兰的简介，宗璞姑姑简介

宗璞：冯钟璞，常用笔名宗璞。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397197.htm?fromId=9124&redirected=seachword 。

冯友兰：http://baike.baidu.com/view/2038.htm?pid=baike.box 。

宗璞的姑姑——冯沅君：（1900-1974年），河南南阳唐河人，现代著名女作家，中国古典文学史家，大学一级教授。原名冯恭兰，改名淑兰，字德馥，笔名淦女士、沅君、易安、大琦、吴仪等。自幼学习四书五经、古典文学及诗词，与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和地质学家冯景兰为同胞兄妹，丈夫是著名学者陆侃如。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任教。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3506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