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元杂剧

或称“元曲”、“北杂剧”，元代用北曲演唱的戏曲形式。金末元初产生于申国北方，是在宋杂剧和金院本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宋金以来的音乐、说唱、歌舞等艺术成分发展而成。元杂剧先在中国北方流行，到元灭南宋（1279）以后，又逐渐流行到申国南方。元代后期，元杂剧渐趋衰落，继宋元南戏发展起来的明代传奇，代之而起。元杂剧的形成，是申国戏曲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它的表演艺术，除直接继承宋杂剧、金院本外，还融合了话本、诸宫调、舞蹈、武技、傀儡、皮影等其它艺术，形成为一种有说有唱、载歌载舞的表演艺术。

2．元杂剧的折、楔子

元杂剧每本四折演唱四套宫调不同的曲子，每折用同一宫调的若千曲牌组成套曲，必要时另加“楔子”。

楔子

原杂剧四折以外所增加的独立段落。篇幅短小。一般放在剧首，有时也用在两折之间，衔接剧情，类似现代戏曲中的过场戏。

3．元杂剧的宾白、科范

宾白:两人相说曰宾，一人自说曰白

科范:元杂剧科范是剧本规定的主要动作表情和舞台效果

4．南戏：南戏,又称“戏文”,是宋、元时南曲演唱的戏曲,因最初产生于浙江温州地区,故也叫温州杂剧。一般认为,南戏是中国戏曲最早的成熟形式之一。

5．散曲：是一种同音乐结合的长短句歌同，经过长期酝酿，到宋金时期又吸收了一些民间流行的曲词和少数民族的乐曲，于是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金元时在北方流行，故散曲又称北曲。它包括小令、套数两种主要形式。

6．小令：曲以地域分，有南曲、北曲；以作用分，有散曲、剧曲。散曲无科白，剧曲有科白。所谓科白，即动作和宾白。散曲又大别为散套和小令。散套联合同宫调或管色相同之曲而成、首尾一韵；小令大多数为只曲，每首各自为韵。小令有以下四种：一、寻常小令 二、摘调小令 三、带过曲 四、集曲

7．套数：散曲包括有小令、套数（套曲）两种。套数是连贯成套的曲子，至少是两曲，多则几十曲。每一套数都以第一首曲的曲牌作为全套的曲牌名，全套必须同一宫调。它无宾白科介，只供清唱。

8．“带过曲”元曲制作中，用两三个同一宫调的小令联缀在一起以表达一个共同的内容，这种格式称为“带过曲”。带过曲是同一宫调的曲牌带过另一个曲牌，如乔吉的《雁儿落带过德胜令•忆别》：“殷勤红叶诗，冷淡黄花市。清水天水笺，白雁云烟字。（以上《雁儿落》）游子去何之，无处寄新词。酒醒灯昏夜，窗寒梦觉时。寻思，谈笑十年事。嗟咨，风流两鬓丝。（以上《德胜令》）”带过曲的作用主要是补充词意表达上的不足。带过曲往往形成习惯性的兼带关系。某一曲牌常带某一曲牌，它们一般押同一个韵部的字。带过曲与重头或么篇不同，后者是同一曲牌的重复。带过曲之间通常空一格。常见的带过曲有：正宫《脱布衫带小梁州》，南吕《骂玉郎带感皇恩》或《采茶歌》，双调《水仙子带折桂令》，双调《雁儿落带德胜令》，双调《楚天遥带清江引》，中吕《快活三带朝天子》，中吕《喜春来带普天乐》，中吕《齐天乐带红衫儿》等。

9．北曲称为北曲，又是为了与南宋以来流行于南方的南曲相区别 。北曲又分为戏曲（或称剧曲）与散曲两种。

10．南北合套

北合套：曲有南北之分。南曲用五音阶，用韵以南方 （主要为江浙一带）语音为标准，有平上去入四声，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都以南曲为主。北曲用七音阶、无入声，用韵以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为准。元杂剧主要用北曲。南北曲曲牌不同。元散曲一般指北曲，也有作南曲的。这里选入一组南北曲合套，聊备一格。

11．《录鬼簿》

中国戏曲史料专著。元代钟嗣成撰。二卷。初稿完成于元至顺元年(1330)，元统二年(1334)后和至正五年（1345）又作了两次修订，收元杂剧与散曲作家152人，杂剧作品400多种，是现存元人记述元杂剧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12．衬字曲牌所规定的诺式之外另加的字，称为“衬字”。它的作用是补充正字语意的缺漏，使之内容更加完整充实，语言更加周密丰富或生动，或者使字句与音乐旋律更加贴合。曲可加衬字，是它与词或诗的主要区别之一。它使曲文在遵守格律的前提下，有更大的灵活性，行文造字更为自由，不受格律的束缚。小令所用的衬字较少，套曲则比较多。此外，杂剧使用衬字比较普遍，而南戏则比较少用。衬字一般用于句首或句中，句末则很罕见。在曲谱中，衬字往往用小字书写，以区别于正宇。衬字一般不占用乐曲的节拍、音调，往往是唱时快速而有节奏地一口带过。句首的衬字可以用实词（如名词、动词等），也可用虚词（如连词、助词以及代词、副词等）。如尚仲贤《王魁负桂英》：“殿阶前空立着正直牌”，“前”和“着”是衬字有时，衬字是一个句子，如白朴《梧桐雨》“寡人亲捧一盏儿玉露春寒”，“玉”字前的句子是村字。衬字有时可多至十多二十个字。如关汉卿的南吕《黄钟尾》“我正是个蒸不熟煮不烂炒不爆锤不碎打不破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响” 字前的部分即为衬字。衬字是在不更动原谱的基础上增加字数的，这表明曲的句法相当自由和富于变化。衬字用得恰当，可使句法灵活多样，增强了曲文的口语化和形象化特点。

13．当行 当行，古典戏曲评论用语。这个概念源自诗论，含有行家的意思。严羽《沧浪诗话》论“诗法”，就认为作诗“须是本色，须是当行”。明代戏曲理论家沿用当行的概念，意思也指写戏的行家。要求戏曲作家掌握并发挥戏曲体制的功能。然而，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明代戏曲理论家对当行的解释却不尽相同。沈璟认为：“怎得词人当行，歌客守腔，大家细把音律讲。”（《词隐先生论曲》）他从音乐的角度看问题，认为当行是指戏曲作家要精通声律。凌蒙初却在《谭曲杂札》中说：“曲始于胡元，大略贵当行不贵藻丽。其当行者曰本色。”他以为当行是对语言的要求，它与本色是一回事，把握住戏曲语言本色的特征，才算写戏的行家。所以，他极力反对戏曲作家“修饰词章，填塞学问”。吕天成又提出:“当行兼论作法，本色只指填词。当行不在组织饾饤学问，此中自有关节局概，一毫增损不得；若组织，正以蠹当行。本色不在摹勒家常语言，此中别有机神情趣，一毫妆点不来；若摹勒正以蚀本色。……殊不知果属当行，则句调必多本色；果其本色，则境态必是当行。”(《曲品》)他不同意只从戏曲语言的角度看待当行的问题，而认为应从戏曲编剧这个更大范围看待当行的问题，要求戏曲作家掌握戏曲结构、戏曲语言、戏曲人物刻画等规律和特点。他还十分强调当行与本色的联系。

14．尾声

戏曲音乐名词。 连曲体的结尾部分。 散板收尾，也有用曲牌的， 如[赚煞]，[煞尾]。 京剧全剧结束所用尾声，系套用昆曲的。 尾声可分段演奏，羽调式。 京剧中另有一种大尾声。 在E尾声基础上， 后半段旋律趋高， 以徽调式收束。 显然这是适合板腔音乐及调式的需求。南曲，北曲的套曲中的最后一支曲子，每出戏结束时用唢呐吹奏的曲牌。大型乐曲中乐章的最后一部份。文学作品的结局部分。至某项活动快要结束的阶段。

15．台阁体

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其倡导人号称“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台阁重臣”，故称其诗为“台阁体”。它的出现，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因为它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全是歌功颂德向皇帝拍马屁的内容，毫无创新，毫无生气，比宋代的“西昆体”影响更坏

16．茶陵派

明初成化至弘治年间李东阳以内阁大臣的身份主持诗坛，追随者趋之若骛，形成一个以籍贯命名的“茶陵诗派”。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提出“轶宋窥唐”，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对法度声调的掌握。因其历任馆阁，四十年不出国门，诗风雍容典雅，平正典丽，仍有台阁体的余波。但另一些作品却摆脱了台阁风，展示了广阔的社会视角，表现了作者的个人的真情实感和精神状态。自然清新、意趣横生，不刻琢，有浓烈的生活气息。

17．前后七子

明初制定并推行的八股文考试制度，这时日益成熟、定型；程、朱的理学教条，通过八股文考试成为独尊的统治思想：它们形成一种有力的精神上的连锁，牢固地束缚着文士们的思想，严重地阻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三杨的\"台阁体\"文风依然弥漫一时。这样在哲学思想上就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运动，在文学上出现了\"前七子\"复古运动。它们同时并起，显然要冲破程朱理学教条、八股文和台阁体文风的统治地位，使哲学思想和文学更有效地为统治阶级服务。

前七子，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

嘉靖、万历间，外患更甚，社会矛盾进一步复杂尖锐化，明王朝的统治日益腐败不堪。在文学上又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再一次发起复古运动，重复着\"前七子\"的错误道路。

18．唐宋派

嘉靖间,继承南宋以来推尊韩柳欧曾王苏古文的既成传统,作为前后七子的反对派而出现的,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因为他们更自觉地提倡唐宋古文,所以被称为“唐宋派”。

19．公安派中国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后，文坛即为前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未能矫正其流弊。其后李贽、徐渭等有识之士相继对复古派提出批评，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而给复古拟古派最有力打击的则是公安派。

宗道、宏道、中道被称为公安三袁。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以下3点：①反对剿袭 ，主张通变 。他们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的倾向，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应冲破一切束缚文学创作的藩篱。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 ，则不下笔。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并给民歌和通俗小说以高度评价，甚至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积极作用。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所作游记、尺牍、小品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诗文所作多为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创作题材不够宽广，因而他们的创作实践未能达到其文学主张的理论高度。

20．竟陵派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

明代中叶后,前、后“七子”拟古之风甚烈,“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评判诗文准则。“唐宋”、“公安”两派曾先后给予抵制和抨击。

竟陵派认为“公安”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竟陵派与公安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竟陵派的追随者有蔡复一、张泽、华淑等。这些人大都发展竟陵派生涩之弊端，往往略下一二助语，自称“空灵”，使竟陵派文风走向极端。

当时受竟陵派影响而较有成就的是刘侗，他的《帝京景物略》成为竟陵体语言风格代表作品之一。

21．吴江派明代戏曲文学流派。其领袖人物是吴江（今江苏吴江）人沈璟。向来认为属于此派的曲家有顾大典、吕天成、卜世臣、王骥德、叶宪祖、冯梦龙、沈自晋、袁于令、范文若、汪廷讷、史□等。沈璟戏剧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作曲“合律依腔”，语言“僻好本色”。他编纂《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厘定曲谱、规定句法,注明字句的音韵平仄，给曲家指出规范。沈□的理论和吴江派诸作家的实践，对于扭转明初骈俪派形成的脱离舞台实际、崇尚案头剧的不良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沈璟过分强调音韵格律，主张宁肯“不工”，也要“协律”。他提倡戏曲语言要“本色”，原本意在反对明初的骈俪颓风，但由于他把“本色”狭窄地理解为只是采用“俗言俚语”、“摹勒家常语”，也产生了弊病。沈璟等人与汤显祖于万历年间曾经在创作方法上有过一场为时不短的激烈争论。由于吴江派的革新主张主要体现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内容上，因此，这种革新的影响和意义就远逊于临川派，甚至为后人诟病。

22．四声猿

徐渭他写出了大量奇恣纵肆的诗文,并创作了一些短剧,杂剧。他的杂剧《四声猿》曾得到汤显祖等人的称赞,在戏曲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23．临川四梦

临川四梦指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

作者简介：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字义仍，号海若，自署清远道人，晚号茧翁，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生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卒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

24“三言二拍”

是我国古代流传颇广的短篇小说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5．神韵说

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主张。为清初王士□所倡导。在清代前期统治诗坛几达百年之久。

26．格调说

格调说由清康乾年间的沈德潜所倡导。“格凋”渊于严羽，主张思想感情是形式格调的决定因素。主张创作有益于温柔敦厚“诗教”，有补于世道人心的“中正和平”的作品，故而归之于有法可循、以唐音为准的“格调”。

27．肌理说

中国清代翁方纲提出的诗论主张。肌理本来是指肌肉的纹理。翁方纲借用肌理论诗，理是指义理和文理，肌理是指儒家的经术和学问，有时也兼指文理。他把儒家经籍和学问看作诗歌的根本。翁方纲的肌理说实际上是王士禛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的调和与修正。他用肌理给神韵、格调以新的解释，目的在于使复古诗论重振旗鼓，与袁枚的性灵说相抗衡。

编辑词条

28．性灵说

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以清代袁枚倡导最力。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之一。一般把性灵说作为袁枚的诗论，实际上它是对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序小修诗》）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29．桐城派

“桐城派”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

30．浙西词派

以朱彝尊为代表。朱彝尊（一六二九 -- 一七○九

），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康熙中，以布衣应博学鸿儒考试，为翰林院检讨，官日讲起居注。他少时家贫，刻苦力学，博学工诗词，曾纂辑唐宋金元词五百馀家为《词综》，著有《曝书亭集》。他是浙西派词家代表。其词以南宋的姜夔、张炎为宗，多在字句声律上用工夫，字琢句练，精工隽永，艺术上的成就较显著。如他自题词集的《解佩令》：「十年磨剑，五陵（长安有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不师秦七（秦观），不师黄九（黄庭坚），倚新声、玉田（张炎）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词中自述生平，说出填词志趣，格调清高，语言工丽。

31．常州词派

张惠言为代表。张惠言，生平见前章第三节。辑有《词选》，为常州词派领袖。他反对浙西派寄兴不高，所选词以深美闳约为主，讲究比兴，尊周清真而抑姜白石和张炎。和浙西派主张的适相反。《词选》中附录了张惠言、张琦、黄景仁、恽敬等常州人词作，常州派因此得名。其后，周济（一七八一 -- 一八三九），江苏荆溪即今宜兴人，嘉庆进士，官淮安府教授著《词辨》，编选《宋四家词选》，推重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四家，扩大了常州派的影响。嘉庆、道光以后，常州派风靡一时。但其末流，陷於拟古弊病，词意隐晦，难於揣度。

32．《朱陈村词》

康熙中，应博学鸿儒试 ，官翰林院检讨。工诗及骈散文，尤长於词，词作极富，计 有一千八百首，数量之多，无人能比。他效法北宋苏轼、南宋辛弃疾，以壮语著称，于稼轩为近。曾和浙西派朱尊彝合 刻一稿，名为《朱陈村词》

33．《一笠庵四种曲》

一笠庵四种曲：苏州派中最有名的是李玉。李玉，字玄玉，号苏门啸侣，又称一笠庵主人。他在明亡前创作的戏剧，以“一笠庵四种曲”最为重要，四种曲，即《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合称为“一人永占”。

参考资料：古代文学大全

清明习俗调查及方法和要求

　　清明节相关介绍2——清明习俗

　　作者: 凤妹 发表日期: 2006-04-05 09:03 点击数: 784

　　扫 墓

　　清明扫墓，谓之对祖先的“思时之敬”。其习俗由来已久。明《帝京景物略》载：“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其实，扫墓在秦以前就有了，但不一定是在清明之际，清明扫墓则是秦以后的事。到唐朝才开始盛行。《清通礼》云：“岁，寒食及霜降节，拜扫圹茔，届期素服诣墓，具酒馔及芟剪草木之器，周胝封树，剪除荆草，故称扫墓。”并相传至今。

　　按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旧时，北京人多在清明扫墓，但祭扫仪式并不在清明的当天，而是在临近清明的“单”日举行。据说，只有僧人才在清明当天祭扫坟茔。

　　清明祭扫仪式本应亲自到茔地去举行，但由于每家经济条件和其它条件不一样，所以祭扫的方式也就有所区别。

　　“烧包袱”是祭奠祖先的主要形式。所谓“包袱”，亦作“包裹”是指孝属从阳世寄往“阴间”的邮包。过去，南纸店有卖所谓“包袱皮”，即用白纸糊一大口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用木刻版，把周围印上梵文音译的《往生咒》，中间印一莲座牌位，用来写上收钱亡人的名讳，如：“已故张府君讳云山老大人”字样，既是邮包又是牌位。另一种是素包袱皮，不印任何图案，中间只贴一蓝签，写上亡人名讳即可。亦做主牌用。

　　关于包袱里的冥钱，种类很多。一、大烧纸，九K白纸，砸上四行圆钱，每行五枚；二、冥钞，这是人间有了洋钱票之后仿制的，上书“天堂银行”、“冥国银行”、“地府阴曹银行”等字样，并有□都城的图案，多系巨额票面，背后印有佛教《往生咒》；三、假洋钱，用硬纸作心，外包银箔，压上与当时通行的银元一样的图案；四、用红色印在黄表纸上的《往生咒》，成一圆钱状，故又叫“往生钱”；五、用金银箔叠成的元宝、锞子，有的还要用线穿成串，下边缀一彩纸穗。

　　旧时，不拘贫富均有烧包袱的举动。是日，在祠堂或家宅正屋设供案，将包袱放于正中，前设水饺、糕点、水果等供品，烧香秉烛。全家依尊卑长幼行礼后，即可于门外焚化。焚化时，划一大圈，按坟地方向留一缺口。在圈外烧三五张纸，谓之“打发外祟”。

　　有的富户要携家带眷乘车坐轿，亲到坟茔去祭扫。届时要修整坟墓，或象征性地给坟头上添添土，还要在上边压些纸钱，让他人看了，知道此坟尚有后人。祭罢，有的围坐聚餐饮酒；有的则放起风筝，甚至互相比赛，进行娱乐活动。妇女和小孩们还要就近折些杨柳枝，将撤下的蒸食供品用柳条穿起来。有的则把柳条编成箩圈状，戴在头上，谓“清明不戴柳，来生变黄狗”。此即是扫墓又是郊游，兴尽方归。

　　插 柳

　　据说，插柳的风俗，也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祖师神农氏的。有的地方，人们把柳枝插在屋檐下，以预报天气，古谚有“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天”的说法。黄巢起义时规定，以“清明为期，戴柳为号”。起义失败后，戴柳的习俗渐被淘汰，只有插柳盛行不衰。杨柳有强大的生命力，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条插土就活，插到哪里，活到哪里，年年插柳，处处成阴。

　　清明插柳戴柳还有一种说法：原来中国人以清明、七月半和十月朔为三大鬼节，是百鬼出没讨索之时。人们为防止鬼的侵扰迫害，而插柳戴柳。柳在人们的心目中有辟邪的功用。受佛教的影响，人们认为柳可以却鬼，而称之为“鬼怖木”，观世音以柳枝沾水济度众生。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里说：“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清明既是鬼节，值此柳条发芽时节，人们自然纷纷插柳戴柳以辟邪了。

　　汉人有“折柳赠别”的风俗：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李白有词云：“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古代长安灞桥两岸，堤长十里，一步一柳，由长安东去的人多到此地惜别，折柳枝赠别亲人，因“柳”与“留”谐音，以表示挽留之意。这种习俗最早起源于《诗经。小雅。采薇》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用离别赠柳来表示难分难离，不忍相别，恋恋不舍的心意。杨柳是春天的标志，在春天中摇曳的杨柳，总是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折柳赠别”就蕴含着“春常在”的祝愿。古人送行折柳相送，也喻意亲人离别去乡正如离枝的柳条，希望他到新的地方，能很快地生根发芽，好像柳枝之随处可活。它是一种对友人的美好祝愿。古人的诗词中也大量提及折柳赠别之事。唐代权德舆诗：“新知折柳赠”，宋代姜白石诗：“别路恐无青柳枝”，明代郭登诗：“年年长自送行人，折尽边城路旁柳。”清代陈维崧词：“柳条今剩几？待折赠。”人们不但见了杨柳会引起别愁，连听到《折杨柳》曲，也会触动离绪。李白《春夜洛城闻笛》：“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其实，柳树可以有多方面的象征意义，古人又赋予柳树种种感情，于是借柳寄情便是情理中之事了。

　　戴 柳

　　清明戴柳，有将柳枝编成圆圈戴在头上者，也有将嫩柳枝刮结成花朵而插于头髻者，还有直接将柳枝插于头髻者。明朝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清明，“家家插柳满檐，青茜可爱，男女或戴之”。

　　今人《芜湖古今》：清明，“清晨，街市叫卖杨柳，家家折一枝绿柳蘸上清水，插上门楣，妇女则结杨柳球，戴在鬓边”。

　　近人杨韫华《山塘擢歌》：“清明一霎又今朝，听得沿街卖柳条。相约毗邻诸姐妹，一株斜插绿云翘。”民间谚语说：“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清明不戴柳，死后变黄狗。”“清明不戴柳，来世变猪狗。”说明戴柳有辟邪功用。清明戴柳之俗遍见各地。

　　清光绪二年《怀安县志》：清明，“插柳于门，男女亦各戴之。谚云：‘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白首’”。

　　清朝插柳戴柳，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是为辟邪之用，但在一些地方有纪年华之义，有所谓清明插柳“纪年华”，“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之说。这种习俗是宋代“寒食”冠礼的遗存。宋代将男女成年行冠礼的时间统一定在“寒食”节，而不论生时年月，“凡官民不论大、小家，子女未冠笄者，以此日上头。”(《梦梁录》)戴柳即为成年标志。据此，后世便有“纪年华”之遗俗，并演化成妇女戴柳球于鬓畔以祈红颜永驻的习俗。在此，青青春柳，又有象征青春之义。时值春季妇女戴柳，则表现出对青春年华的珍惜与留恋。

　　体育活动

　　踏青：

　　清明时逢阳春三月，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俗。据宋朝史籍记载：“清明前后十日，城中士女艳妆饰，金翠琛缡，接踵联肩，翩翩游赏，画船箫鼓，终日不绝。”人们带着食物，来到郊野，投向大自然。宋代踏青之风盛行，著名画家张择端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就极其生动地描绘了宋代清明时节京都人民踏青远足的热闹情景。

　　荡秋千：

　　古代，清明节有荡秋千的习俗。秋千，古字两字均有“革”字旁，千字还带走字，意思是揪着皮绳而迁移。早在远古时代，人们为了获得高处的食物，在攀登中创造了荡秋千的活动。最早称之为“千秋”。传说为春秋时代北方的山戎民族所创。开始仅是一根绳子，双手抓绳而荡。后来，齐恒公北征山戎族，把“千秋”带入中原。至汉武帝时，宫中以“千秋”为祝寿之词，取“千秋万寿”之意，以后为避忌讳，将“千秋”两字倒转为“秋千”。以后逐渐演化成用两根绳加踏板的秋千。到了唐宋时代，秋千成为专供妇女玩耍的游戏，以练习轻捷、矫健。打秋千时，人在空中荡来荡去，翩翩若飞，很有趣味。《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笑以为宴乐，帝呼之为半仙之戏。”

　　在唐宋文人的作品中，有许多关于秋千的描述。唐诗人韦庄曾有《长安清明》诗云：“紫陌乱嘶红叱拔，绿杨高映画秋千。”清明春风拂柳之际，女郎三五成群荡秋千于郊野树下，确实充满诗情画意。荡秋千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游戏，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词中常有描述：“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点绛唇》）民间多爱在清明踏青时节，在郊外用竹子架成一种临时性的“竹笋秋千”，舞荡嬉戏。因为清明节处处荡秋千，也有人把它叫做“秋千节”。放风筝是清明前人们最爱玩的游戏。风筝，在我车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据传说，在春秋时期，有位公输般，即神话中的“鲁班”，会做木鸢，削竹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南北朝时期，梁正武帝在台城被侯景叛军围困，大臣羊侃曾用风筝系上诏书，招来援军救驾。风筝最初的作用只是军事上传递消息的工具，以后逐渐演变为一种娱乐玩具。

　　放风筝：

　　唐代诗人高骈写有《风筝》一诗：“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入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风筝真正的命名，《询刍录》记载：风筝，即纸鸢，又名风鸢。五代时李邺于宫中作纸鸢，引线采风为对，后于鸢首以竹为笛，风入笛管发出悦耳之声，好似“筝”鸣，俗称风筝。起初只限于皇宫贵族中的公子佳人玩赏，到了宋代以后，才成为民间群众喜爱的一种活动了。风筝既是一种美丽的民间工艺品,又是大众娱乐品，历来爱到文学家的传唱。《北京竹枝词》也对风筝有生动的描绘：“风鸢放出万人看，千丈麻绳系竹竿。天下太平新样巧,一行习上碧云端。”早在清朝时，风筝已在扎、糊、绘、放四艺上发展到相当精致的程度。曹雪芹在北京西山“穷居著书”时，细究风筝扎糊之法，还写了《南鹞北鸢考工志》一书。书中详细介绍了翼燕、双鲤、彩蝶、螃蟹、宠妃、双童等四五十种风筝的扎、糊、绘、放等技法和工艺。此外，古代放风筝又是与放晦气联系在一起的。《红楼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林黛玉不妨将制作精巧的风筝放掉。李纫劝她：“放风筝图的就是这一乐，所以叫放晦气，你该多放些，把病根儿带去就好了。”而当紫鹃要去拾断了线的无主风筝时，探春又劝阻：“拾人走了的，也不嫌个忌讳？”可见古时放风筝是人们消灾祛难的手段，不能去拾别人的风筝，以免沾上别人的晦气。也有人在放风筝时，把所有的烦恼写在纸上，让它随风筝飞上蓝天，认为一切烦恼都会随风而去。

　　斗鸡：

　　古代清明盛行斗鸡游戏，斗鸡由清明开始，斗到夏至为止。我国最早的斗鸡记录，见于《左传》。到了唐代，斗鸡成风，不仅是民间斗鸡，连皇上也参加斗鸡。如唐玄宗最喜斗鸡。

　　蹴鞠：

　　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清明食俗

　　福建畲族清明乌稔饭

　　“清明时节雨纷纷”，一俟雨停，提篮挑担祭祖扫墓的人就多了起来。闽、台两省祭祖扫墓的期限，从清明到谷雨，各县（市）有所不同。而闽东的宁德、周宁、寿宁等地祭祖坟，多是全族出动，近则由族里设宴宗祠，聚族饮宴。一时举族上下，男女老幼皆到，也算是闽东别具一格的大团圆。

　　清明时节，闽东各地无论城乡，大多有吃芥菜的食俗。据说每年二月二吃了用芥菜和大米混煮的“芥菜饭”可以终年不长疥疮。也有在三月三，煮泥鳅面祭祖送人习俗。而且在这段时间里，在闽东许多城乡中还可以吃到一种富有闽东特色的食品，那就是春菊和金樱子花拌到磨好的米浆里，烙熟为时令小吃，这种小吃颇富乡野风味。

　　另外，关于清明食俗，不能不提到畲家的“乌稔饭”，因为闽东是畲族聚居地。每年三月初三，畲族人家家户户煮“乌稔饭”，并馈赠汉族的亲戚朋友，久而久之，当地的汉族人民也有了清明时食“乌稔饭”的习俗。特别是枯荣县民间，每年都须用“乌稔饭”祭祀，可见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族和睦相处的大家庭。

　　据畲族民间传说：唐总章二年，畲族英雄雷万兴率领畲军抗击官兵，被围困山中，时值严冬粮断。畲军只得采摘乌稔果充饥，雷万兴遂于农历三月初三日率众下山，冲出重围。从这以后，每到“三月三”，雷万兴总要召集兵将设宴庆贺那次突围胜利。并命畲军士兵采回乌稔叶，让军厨制成“乌稔饭”，让全军上下饱食一顿，以志纪念。这“乌稔饭”的制作方法并不繁杂，将采摘下来的乌稔树叶洗净，放入清水中煮沸，捞掉树叶，然后，将糯米浸泡在乌稔汤中，浸泡9小时后捞出，放在蒸煮笼里蒸煮，熟时即可食用。制好的“乌稔饭”，单从外表来看，不甚美观，颜色乌黑，然而米香扑鼻与一般糯米饭相比，别有一番风味。而畲族人民为纪念民族英雄，此后每年的“三月三”都要蒸“乌稔饭”吃，日久相沿，就成为畲家风俗。又因闽东一带，畲汉杂居，人民历代友好相处，婚嫁频繁，遂使食“乌稔饭”也成了闽东各地各民族共同拥有的清明食俗。

　　清 明 果

　　每到清明，家家户户都要做一种叫清明果的食物，那是扫墓时用来祭奠先人的。但在我的记忆中，清明节的到来就意味着能品偿那青绿飘香的清明果了。

　　清明果形状有些像饺子，但味却截然不同。清明果的皮是一种叫艾叶的植物做成的，艾，多年生草本植物，开黄色小花，叶小形如菊科植物，生得一篷篷，一簇簇的。每年清明前，女人们手提竹蓝，三五成群来到田野喜滋滋地采摘艾叶，青青鲜鲜的艾叶满满当当地堆在蓝子里，煞是好看诱人。艾叶采回家后，便开始了繁杂的制作清明果的工序，女人们又像摩术师，青青的艾草一转眼就变成美味可口的清明果了。

　　小时候我就特别好奇，这明明是草，怎么就变成了后来的清明果的？外婆她们也懒得理我，就让我在边上看着，她们将艾叶捣烂与米粉搅伴在一起，那白色的米粉遇到绿绿的艾叶汁顿时变成碧绿色的粉团，鲜嫩欲滴，还是半成品就让我垂涎。准备好了清明果的皮子，馅也是很讲究的，条件好的人家更是花样繁多，制作精细。有熏肥肠伴芥菜末的，有豆腐干和着韭菜的，还有其他各类美味的搭配，但无论什么馅少不了辣椒粉，这样做出来的果吃起来才觉得够味过瘾。面和馅都准备完毕，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包果了，这包果和包饺子有异曲同工之效，但包清明果似乎更精致些，那褶折得就像花边一样，一个个碧绿剔透，可爱极了，看她们包清明果也是一种享受，就好像一件件艺术品从她们手中飞出。那一个个码放整齐的清明果谗得我只得咽下直流的口水，耐心地等待蒸熟的那一刻。

　　年年艾叶绿，年年果泛香。乡亲们总也忘不了在城里的亲朋好友，总在清明时节给我们送来自己做的清明果，那亲情，那美味至今都难以忘怀。时过境迁，清明果已不再是单纯的清明祭祖的意义了，他含着浓浓的亲情，带着纯纯的乡情。如今，远离故土的我一想起那青青绿绿的清明果，便会从心底里涌起淡淡的乡愁和甜甜的回忆。

　　又是一年清明至，由于工作原因我没能回到家乡给外公、外婆扫墓，但父母却捎回了家乡的清明果。见果如见人，我又想起了乡里乡亲亲亲热热在一起制作清明果的情景，那份融洽，那份自然，那份亲昵是那么温馨和美，但这些在都市里，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已很难找到了。只有这青青香香的清明果依然充满诱惑，依然耐人寻味。

　　清明时节雨绵绵， 艾果柔柔乡情牵， 春风伴梦回家去， 又见村头起炊烟。

　　润 饼 菜

　　每到清明时节，泉州人有吃“润饼菜”的食俗。据说，这是古时寒食节食俗之遗风。

　　“润饼菜”的正名应该是春饼。清明吃润饼，不仅是泉州独有的，厦门人也喜好之。相传开这种吃法之先河的，是明朝总督云贵湖广军务的同安人蔡复一。当时同安属泉州府辖，因此这种吃法便流传开来，在闽南成了家常名品。不过，闽南各地的春饼形式相同，内容却有很大不同。

　　泉州的“润饼菜”是以面粉为原料擦制烘成薄皮，俗称“润饼”或“擦饼”，食时铺开饼皮，再卷胡萝卜丝、肉丝、蚵煎、芜荽等混锅菜肴，制食皆简单，吃起来甜润可口。晋江的“润饼菜”却复杂许多，那包“润饼菜”的主料肯定是要多种多样，摆了满满一桌的。有这么一些主料菜肴：豌豆、豆芽、豆干、鱼丸片、虾仁、肉丁、海蛎煎、萝卜菜。还有一些配料：油酥海苔、油煎蛋丝、花生敷、芜荽、蒜丝。吃的时候必须两张“润饼皮”才能保证其不被丰富的内容所撑破。这种脆嫩甘美、醇香可口的美味，一般人2卷足矣。

　　不过，据我所知，晋江的“润饼菜”并不是最复杂的；论复杂，应该是厦门为最。晋江用的主料厦门都有，此外还要加上笋、鱼、油酥扁鱼干、油炒韭，再蘸上芥辣、辣酱、甜酱，这才叫地道的厦门“薄饼”。

　　如今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然而吃“润饼菜”的习俗依旧，这该是一种传承吧。

　　清明缘何吃青团

　　上海人在清明前后有吃青团的食俗,这种风俗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周朝。据《周礼》记载，当时有“仲春以木铎循火禁于国中”的法规，于是百姓熄炊，“寒食三日”。在寒食期间，即渭明前一、二日，还特定为”寒日节”。

　　古代寒食节的传统食品有糯米酪、麦酪、杏仁酪扬，这些食品都可事前制就，供寒日节充饥，不必举火为炊。

　　现在，青团有的是采用青艾，有的以雀麦草汁和糯米粉捣制再以豆沙为馅而成，流传百余年，仍旧一只老面孔。人们用它扫墓祭祖，但更多的是应令尝新，青团作为祭祀的功能日益淡化。

　　醴酪与环饼

　　《荆楚岁时记》记载：「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邺中记》也说：「寒食三日作醴酪」醴酪是一种以麦芽糖调制的杏仁麦粥。一直到隋唐时，都还是寒食节的主要食品。另外，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还记载了另一种寒食节的食品—环饼。「环饼，一名寒具，以蜜调水溲面」。油炸至金黄色后即可食用，味道极为脆美，相当近似现在的点心。

　　枣锢飞燕

　　宋朝的清明节，除了街市上所卖的稠饧、麦糕、乳酪、乳饼等现成的食品之外，人家也自制一种燕子形的面食，称为「枣锢飞燕」，据说是从前用来祭拜介子推的祭品。明朝人还会留下一部分的枣锢飞燕，到了立夏，用油煎给家中的孩童吃，据说吃了以后，可以不蛀夏。

　　青精饭

　　陈元靓（约一二二五——一二六四）的《岁时广记》卷十五引《零陵总记》记载了另一种寒食节食品「青精饭」：「杨桐叶、细冬青，临水生者尤茂。居人遇寒食采其叶染饭，色青而有光，食之资阳气。谓之杨桐饭，道家谓之青精饭，石饥饭。」寒食清明染青饭的习俗似乎在南方较为流行。郎瑛（一四八七—~一五六六以后，杭州人）的《七修类稿》卷四三就提到寒食节时吃的「青白团子」。这种青团子是在糯米中加入雀麦草汁舂合而成，馅料则多为枣泥或豆沙。放入蒸茏之前，先以新芦叶垫底，蒸热后色泽翠绿可爱，又带有芦叶的清香，是很受欢迎的清明节食品。

　　子 推 馍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这个节气开始的那一天，就是清明节。清明节是流行于我国汉族地区和壮、朝鲜、苗、侗、仡佬、毛南、京、畲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节日。这时，我国大部分地区气候变暖，草木萌发，一扫冬日枯黄的景象。江南农谚曰：“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田莫迟延”，又说：“种树造林莫过清明”。清明，对江南农民来说，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忙时节。唐代诗人杜牧在《清明》这首诗里描写过的纷纷细雨，就是这大忙时节的催化剂。其实，在那??的雨雾中，不仅应该有欲断魂的路上行人和迎风摇曳的酒店幌子，更应有忙碌在田间地头扶犁耕作和弯腰插秧的农人。

　　清明节，人们要扫祖墓，除杂草，培新土，祭祖先、悼亡灵。如今也是祭扫烈士陵园，进行植树造林，开展传统教育的日子。清明节前一天为寒食节。寒食节不准动烟火，只能吃冷食凉菜，以纪念春秋时期晋国贵族介子推。介子推，又名介之推，介推。他追随公子重耳（后为晋文公）流亡国外。文公回国后，重赏随从。介子推却未得赏赐，与母隐居绵山（即今山西省介休县东南的介山）。后来，文公要给他封官赐爵，他却坚辞不受。文公无奈，只得放火烧山，本想逼他出来，没想到竟把介子推母子烧死在山中。后因寒食和清明相连，逐渐合为一个节日，但节前蒸“子推馍”的习俗，在陕北的榆林和延安两地一直流传至今。

　　“子推馍”，又称老馍馍，类似古代武将的头盔，重约250—500克。里面包鸡蛋或红枣，上面有顶子。顶子四周贴面花。面花是面塑的小馍，形状有燕、虫、蛇、兔或文房四宝。圆形的“子推馍”是专给男人们享用的。已婚妇女吃条形的“梭子馍”，未婚姑娘则吃“抓髻馍”。孩子们有燕、蛇、兔、虎等面花。“大老虎”专给男孩子吃，也最受他们喜欢。父母用杜梨树枝或细麻线将各种小面花串起来，吊在窑洞顶上或挂到窗框旁边，让孩子们慢慢享用。风干的面花，能保存到第二年的清明节。

　　做面花是陕北妇女的拿手好戏。她们用自己灵巧的双手，能将发了酵的白面捏成各种形状的面花。工具只是梳子、剪子、锥子、镊子等日用品，辅料则是红豆、黑豆、花椒子和食用色素。蒸出来的面花栩栩如生，尤如艺术珍品，令人爱不释手，舍不得马上吃掉。

　　“子推馍”和面花除了自己食用，还用来馈赠亲友。母亲要给当年出嫁的女儿送，称为送寒食。农村孩子给自己老师送，让离开家门独自在偏僻的山乡小村教书育人的园丁分享节日的美食。

　　清明节寄托了我们对祖先的怀念，对烈士的敬仰；“子推馍”加深了人们温馨的亲情和真挚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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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可以这么说，以福建为例：

福建各地的过年习俗

　　福州除夕，马蹄祭祖，吃太平面

　　亨崇说，早在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灶君之前，福州人便开始为新年而忙碌。按福州人传统，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便不杀生，所以正月要食用的肉类就得在这之前准备。家中妇女把杀好的鸡和猪吊在天花板上，等晾干后炖熟，放在瓮内用酒及多种配料腌制。

　　侯亨崇说，这样一瓮食品，不仅是团圆饭桌上的佳肴，往往还可以一直吃到正月底。

　　到了除夕，吃团圆饭前，福州人都要先祭祖，在众多祭品中侯亨崇对马蹄和年糕的印象最深刻。马蹄长在田地里，生命力很强，以马蹄祭祖，有希望祖先保佑有关人家后继有人的含义。

　　福州人的年糕跟本地市场常见的年糕不同，它的大小犹如一个托盘，口味也不一样，所以每年福州会馆都会替会员订制年糕，好让乡亲能品尝到别具福州风味的年糕。

　　祭祖时年糕得切片油煎，然后盛在盘里摆上供桌。福州人很重视年糕，除了祭祖，年糕也是团圆饭桌上的一道饭后甜品，即使不吃，饭桌上也少不了它。此外，红糟鸡、福州鱼丸和肉燕也是福州人团圆饭桌上的美味食品。

　　福州人还有一个颇有趣的年俗。吃过团圆饭后，父母都要用卫生纸替小孩抹嘴，意思是童言无忌，若小孩说错了什么话，希望神明不会怪罪于他。

　　大年初一，福州人出门拜年之前，必须先祭天，竹篾饭是必备的祭品。饭是盛在一个竹篾编的容器中，当中要插一朵纸红花，周围则插上筷子，有向天祈福之意。

　　根据传统这天福州人还要吃一碗太平面。那是用红糟鸡汤泡的面线，面里还要加两个鸡蛋，现在也有人以鹌鹑蛋取代。顾名思义，太平面是吃平安的。

　　侯亨崇记得，福州人的元宵节也很热闹。游神是一大节庆，响彻云霄的鼓乐声，簇拥的群众，此起彼落的爆竹声，把喜庆的气氛推向最高潮。

　　侯亨崇于1959年20岁那年回到新加坡。这几十年来，因为各种因素，福州人过年的传统习俗已无法完整保留下来。

　　侯亨崇说，比如很多福州家庭都加入了非福州籍成员，为了适应不同籍贯成员的饮食习惯和喜好，这些家庭不得不加入一些非福州食品，使得团圆饭桌上的食品再也不是单纯的福州食品了。

　　他说：“这是时代改变的结果，年长的福州人不应固执己见，在以和为贵的原则下，我们应顺应时代作出适当的调整。”

　　“做大岁”和“白额春联”福建莆田特有的过新年风俗

　　莆田市辖的莆田和仙游两县，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都同属于兴化这一军、路、府，因此习惯上只称兴化。兴化人家俗例，从农历新年正月初一早开始，亲友登门互相拜望，叫做“拜年”，说些吉利话儿，这种习俗全中国都一样。但在兴化，至今还沿袭“做大岁”、贴“白额春联”的习俗……

　　“做大岁”

　　明嘉靖41年11月间，倭寇进犯兴化，杀戮掠夺，至次年正月底始退，城中尸骸遍地，惨不忍睹。

　　农历二月初二日，出外避难的人陆续回来，悲喜交集，既为幸存者庆幸，又为死者悲伤。此时亲友之间急先互相探望，然后擦干眼泪，重过春节，补做大岁，庆贺光复。

　　因家家都没过大年节，便决定在初四夜补过。以后为了纪念那段惨痛的历史，民间相约以除夕为小年夜，正月初四为“大年夜”，亦称“做大岁”（仙游则是在初五“做大岁”）。并以正月初二为“探亡日”，这一天互不登门，以示对死难亲人的哀悼。

　　后来因感到春节期间互不登门，终究不便，就变通为初一日如已到亲友家拜年过，初二日就不必忌讳了。

　　“白额春联”

　　全国各地春联均为一色满红，唯独兴化春联有一段两寸长的白色联头，红白相间，格外醒目。

　　相传清兵入关后，实行高压政策，滥杀无辜，不少人家因办丧事贴了白联。时值春节，清廷又强令家家户户贴红联，以饰“国泰民安”。有人在贴红联时，有意让门上的白联露出一小截，以示心有余哀。各家起而效之，遂成“白额春联”习俗，流传至今。

　　“敬天公、贺正”泉州过新年风俗

　　正月初一，常称为“过年”、“过新年”，可见“年”既是时间单位，也是节日名称，是年与年之间的大节。年是我国民间古老而又最为隆重的节日，尧舜时称“载”，夏代称“岁”，商代称“祀”，周代起称“年”，沿用至今（其间只有唐玄宗、唐肃宗二帝时一度称“载”）。过年的时间自汉武帝时确定正月为岁首，即以正月初一为新年，又称“元日”；又因此日始于旦，也称“元旦”。辛亥革命后改行公历，以1月1日为元旦，于是原称为“元旦”的农历正月初一即改称为“春节”，但仍习称为“年”。

　　过年

　　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泉州称为“过年”，要待过了十五，“年”才算过去了。民谣云：

　　“初一场，初二场，初三无姿娘（姿娘意为妇女，此日妇女不上街）；初四神落地（灶君从天上汇报回来）；初五舀肥（掏粪便，农事开始）；初六隔机（整理织布机，隔开经线与纬线，妇女们开始织布）；初七七元（人日，取菜、果等七样做‘七宝羹’）；初八完全（年糕吃完了）；初九‘天公生’；初十好食天（指天气寒冷宜在家饮酒）；十一请女婿；十二倒去觅（妇女再回娘家探望一下）；十三吃糜配芥菜（糜即稀饭，连日吃腻了酒肉，改改口味）；十四结灯棚；十五上元丸；十六‘地妈’生；十七‘那怎生’（节日就这样过去了）。”

　　敬天公

　　子正之时（零点）一到，四处爆竹声响成一片，人们即在家中厅堂设案，摆上三牲、果合、清茶、金楮等供品，燃三炷清香，点烛，恭拜“天公”，敬祀祖先。这种祭祀一直持续到初四。

　　开正

　　除夕之夜守岁至深夜12点钟响，迎来了新年黎明，在子正之时“敬天公”的同时，家家户户燃放爆竹，开门迎春纳祥，俗称“开正”。

　　贺正

　　清晨，无论男女老少，纷纷起床盥洗，穿上早已准备好的新衣服。早餐合家吃面线加鸡蛋，吃蛋去壳，意在除霉气，迎吉祥，面线则象征福寿绵长。早餐后即出门走访邻居亲友，笑脸相迎，首次见面皆要互道“恭喜”，俗称“贺正”，亦拜年之意，一直到元宵。有客上门，要奉上糖果、蜜饯，或喝甜茶、咖啡，让客人“甜一下”，以示有个甜蜜的开端。

　　团拜

　　清乾隆《泉州府志.风俗志》引宋代郡志所载云:“元正贺礼，乡老相约聚拜，省往复之烦。郡守、县令率僚属会焉。旧于贡闱，后于承天寺，至淳祐间（1241一1252年）乃即泮宫。邻里则各于侧近庵宇，会集齿长，岁推一人，具酒果为礼。今此礼废。”解放后又恢复。

　　压岁钱

　　未成年晚辈给上辈拜年，上辈给一“红包”作为压岁钱。

　　禁忌

　　正月初一，新年伊始，凡事以纳吉迎祥为准则，禁忌很多：

　　忌饮茶水，忌吃稀饭，如此即可避免以后外出“半途遇雨”。

　　早餐吃干饭，以整叶煮的菜为佐，俗称“长命菜”。

　　忌打骂孩子，忌和别人吵架，忌说不吉利的话，不得讨钱逼债。

　　忌操刀切物，以示戒杀。所有食物如须刀切者，除夕即已准备周全。

　　忌用扫帚扫地，意谓新年迎祥纳福，惟恐一扫而空。

　　忌穿旧衣裳，要穿新衣，曰“去旧迎新”；忌赤足，行走时足被刺伤即为不吉。

　　忌打坏器皿、碗碟之类，否则一年福气均被破坏；如不慎打破，则将碎片投入井中以镇压之。

　　除夕夜、初一夜、初五夜、元宵夜均不熄灯，寓祥光永驻。

　　“种花送花贺新春”漳州过年风俗

　　岁幕新春前，漳州人有互赠水仙花贺新春的习俗。其寓意是向亲朋好友送去新春的祝福，祝新春吉祥如意，万事如水仙花盛开。

　　说起这一习俗，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明朝景泰年间（1450—1456），龙海九湖蔡坂村有个在河南汲县龉俚淖迦苏殴饣荨D且荒辏殴饣莞胬戏迪纾偶胰四瞎椋舜赐ズ时，在碧水连天的湖上，忽然见到前面出现一片仙景：殿宇巍峨，亭阁错落，云霞缭绕，仙乐阵阵。两位身着白色、金黄色和素白淡黄色霓裳羽衣的仙女走出金碧辉煌的宫殿，翩翩向他们飞来。张光惠一家人见此美景，不由同时揉起眼睛，怀凝自己是否花了眼。待定睛细看时，仙境已烟消云散，前面湖上漂浮着两茎鲜花。张光惠急忙让船家赶上，从水中捞起这两茎美丽的鲜花。放在船上，芬芳朴鼻。细看，如亭亭玉玄的仙女，美丽、端庄、可爱！

　　张光惠一家回到故乡——漳州南郊圆山脚下的琵琶坂村（今蔡坂村），在合家团聚“围炉”守岁的除夕夜时，这两球茎又抽出新的花箭开出鲜艳的花朵。

　　来年，张光惠把这两个球茎种植在自家花园里，于是萌生出小球茎，越种越多。以后每年新春佳节前，张家就把这些花球分赠亲朋好友，并附上一首赠花诗曰:“漳郡圆山穴鳖峰，花含仙露水流香。玉盘金盏仙祝酒，送给君家福寿堂”。人们问：“这叫什么花？”张家人答“这叫‘水上花’”。因为年长月久，代代相传，“水上花”便叫成了“水仙花”。

　　以后，张家的亲朋和邻家也学张家种花送花贺新春，这样形成习俗流传下来。

　　闽南一带乡村过年习俗显得与城市不尽相同。乡村农家，房多门多，除了贴春联外，房门两侧还要搁置两株圈贴红纸的连根甘蔗，叫“门蔗”，方言“蔗”与“佳”近音，寓意进入佳境。厅堂中案桌摆有隔年饭、长年菜、发糕，并插上用红、黄两色纸扎的“春枝”，寓意饭菜长年丰足，吉祥发财。每家要把薯藤柴枝堆垛大门外，点燃待其烟绕火旺，男人依辈分跳过这堆火焰，边跳边念：“跳入来，年年大发财；跳出去，无忧共无虑；跳过东，五谷吃不空；跳过西，钱银滚滚来。”这叫“过火群”，象征烧掉旧岁的邪气，消灾过运，迎来干干净净、大吉大利的新年。“跳火群”后，就要用新扫帚打扫厅堂，扫完后扫帚畚斗搁在一起，垃圾堆放门边，希望如愿再从畚帚中走出来，帮助发家致富。同时要把跳火群未熄的余灰收集一些添于炭炉中，叫“添旺”，象征更加兴旺。家长率子女围坐炉旁，叫“围炉守岁”，最好通宵达旦守着，据说这是为父母添寿。此时，长辈给晚辈分压岁钱，叫“分圆”。随着社会进步，生活节奏加快，闽南乡村一些繁琐的习俗已逐渐被废止了，但农家企盼好年景的风俗仍保留下来。特别是“围炉”在腊月寒冬，全家人围在暖烘烘的小炉旁痛饮畅谈，述旧岁展望未来，那是多么温馨，多么幸福。

　　厦门春节习俗

　　厦门的民俗很多，随着时代的进步，近年变化极大。为了入乡随俗，特介绍如下：

　　正月初一，黎明开门，梵香燃爆，曰“开正”。晨起祭祀祖先，是日，粪土不倾户外。

　　正月初三，为丧家清新愁（即烧新床）之日。凡在初一、二未到过之友家，是日应勿往访，访即为不敬。有谚语曰“初一早，初二早，初三困甲饱”，意思是初三日无客登门，晚起无妨。那么这个习俗是怎么来的呢？相传，明朝嘉靖年间，倭寇占领厦门外岛浯屿。一年除夕夜晚，官兵忙于过年而疏于守备，大股倭寇乘机攻城，军民奋起抵抗敌人，激战二日三夜，倭寇才败退，但城内军民伤亡极重。初三日，百姓各自收埋亲友，吊丧亡灵，哭声震天，无暇到别家登门拜年。第二年初三日，厦门居民把此日作为忌日，久而久之，成为惯例。

　　正月初四，奉佛人必焚纸帛与马，接神，系迎接十二月二十四日的送神。

　　正月初九，玉皇诞辰，香案敬神。惟丧家要停祭两年。

　　正月初十，地诞。是日不砍柴、不掘土。并以普通物品祭敬。

　　正月十三，关圣帝君诞辰，商家均有祭敬。

　　正月十五，上元或日元宵，即三官大帝诞辰，闹花灯。

　　除夕吃年夜饭，叫“吃廿九瞑”，大都爱吃火锅（暖锅），“围炉”合家欢。火锅有“一品锅”（整锅一格）、“鸳鸯锅”（两格）、“四色锅”（四格）。从“一品锅”而形成名菜“一品富贵”，汤是猪肉或鸡鸭汤，主菜是金元宝（鸡蛋）、银元宝（鸽蛋）、整只蹄膀叫“一团和气”，黑刺参与墨鱼用海带绑在一起叫“乌金墨玉”，鸡鸭翅膀叫“鹏程万里”，冬笋叫“节节高升”，粉丝叫“福寿绵长”，鱼丸、肉丸和发菜叫“团圆发财”，鸡头鸡尾、鱼头鱼尾叫“有始有终”，加上火腿脚爪叫“平步青云”，末了吃长生果，意思是“长生不老”，吃柑橘，象征吉利。由于火锅热气腾腾，食品翻滚不停，不断续汤，添加好料，就叫“越吃越有，越烧越旺”。厦门人特别重视海鲜，如鲢鱼“年年有余”）、蚝仔、红虾、珠蚶、旺螺、海带和发菜豆腐（“发财多福”）等，近年来又有啤酒火锅、豆腐火锅、丸子火锅、什锦火锅等应市。

　　年糕

　　吃了年糕，万事如意年年高，年年高升，年年高兴！又有敬祝长辈延年高寿之意。年糕又叫“年年糕”，“年年糕”从“粘粘糕”同音演化而来。厦门人把年糕叫做“米果”，品种多样，有甜有咸，甜的有白糖米果、乌（红）糖米果，并加冬瓜、红枣、花生等；咸的有金瓜（南瓜）米果、菜头（萝卜）米果、番薯（地瓜）米果、芋头米果，并加猪肉、虾米、蚝干、香菇、油葱等；此外，还有凉米果、发米果、碗糕米果……

　　薄饼

　　清代有诗人写诗咏薄饼:“春到人间一卷之”，描写薄饼皮是“薄本裁圆月，柔还卷细筒”，描写薄饼馅是“纷藏丝缕缕，馋嚼味融融”。薄饼还是厦门人的一大发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曾任潮州太守的同安人李春芳，将其女儿嫁给了金门蔡厝人蔡复一（那时，金门属于同安县管辖）。后来，蔡复一官至总督云贵湖广军务兼贵州巡抚，公务繁忙，日理万机，经常废寝忘食。蔡夫人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害怕长此以往，有损夫婿健康。于是，她就将一些鱼、肉、虾、菜、笋、豆等用微火炖熟，用面皮包卷，置于夫婿案头，让他边吃边办公，一举两得。这种菜便被称为“婆饼”，厦门话“婆”“薄”同音，便又称为“薄饼”。它从官府传到民间，“夫人薄饼”又变成“美人薄饼”。

　　圆仔

　　吃圆仔，又称吃元宵，有的地方叫汤圆、汤团。据说，吃元宵始于春秋末期，宋代才称圆子，取“团团圆圆”之意。宋代有一位文人说这种食品是“秫粉包糖，香汤浴之”，并作16字赞一首:“团团秫粉，点点蔗霜；浴以沉水，清甘且香。”厦门圆仔将各地风味兼收并蓄，有甜有咸，有的白心，有的包馅，什锦、豆沙、枣泥、笋肉、猪油都有。

　　客家人“年汤”祭祖的过新年风俗

　　春节是我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客家人过年是从农历腊月二十四开始，到正月十五，也就是说，过年是从传统的过“小年”开始。小年过后，家家户户准备年货，炒粉皮、结米糖、炸豆腐，以及购买鸡鸭鱼肉、香烛爆竹之类。此外还少不了抽出时间来打扫庭院、擦拭门窗等。到了除夕这一天，家家早早地贴上对联、年画，然后准备年夜饭。年夜饭最讲究的一道菜就是“年汤”，主要有大肉、萝卜、肉丸和菇类。吃年夜饭前要先做两件事:一是给长辈端上热气腾腾的“年汤”；二是焚香祭祀祖宗、放爆竹。尔后，一家人才团团圆圆吃年夜饭，这一餐一定要吃点饭，表示吃到了“年饭”，长了一岁。饭后，年长者会为小孩包上吉利的“压岁钱”，除夕才算过完。正月初一凌晨，男人们早早地便起来洗漱干净，然后点香烛、放爆竹，给长辈拜年。之后，装上一盘粉皮、米糖、花生，这是一定要吃的，表示新的一年有“吃路”。这一天有很多讲究，不捞饭、不扫地、不打水，更不能说不吉利的话。早餐也要吃斋，并以芹菜、豆腐为主，意为勤劳致富发财。

　　正月初二，客家人最重要的是杀一只阉鸡，把鸡血淋在“纸钱”上，谓之“血钱”。早饭后，一家人便穿戴整齐，和家族人一起带上香烛爆竹、茶酒斋饭，上坟祭祀祖宗。祭祀完毕后，家族人便开始一家一家拜年，一边说着祝福的话，一边喝着滚烫的酒。这一天，新媳妇还要和丈夫一起赶回娘家。正月初三，客家人便开始走亲戚。

　　正月初五，各地的圩场开始了新年的第一个圩日，俗叫“开圩”。这一天，人们忙着赶场，各种玩具、小吃特别多，还有舞狮的、舞龙灯的，格外热闹。

　　正月初七一早，家家户户便用炸果、炸豆腐、腊味等凑成七种佐料煮稀饭，俗称“七宝羹”，客家人认为吃了“七宝羹”，一年无病无灾。直至正月十五过了元宵，传统的过年才算结束。

　　如今，过年增添了许多内容，封建陋习明显减少，人们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和体育比赛，传统的节日有了新的色彩。

　　闽西：大年三十吃“腕子筒”、“长命菜”

　　闽西客家人从年二十五“入年假”过小年始至除夕，是过年的准备阶段。

　　大年三十这一天，客家人的主要事情是“上红”（贴春联和红纸）表示红红火火。之后，贴门神、祭祀祖先、准备年饭、守岁等。而年饭中“腕子筒”与“长命菜”是闽西客家人少不了的菜。“腕子筒”就是红烧猪蹄，这红烧猪蹄很有特色，不仅肉烂，更是香浓可口，这里面的配料有的是当地的植物根茎，因此形成的香味独特；“长命菜”其实就是整只的鸡或整块的猪肉放进锅中烹煮，再将整个大萝卜和整棵的芥菜加进去，这里面的含意很深刻。

　　在餐桌上，客家人如何进食也还有一番讲究。鸡头由长者吃，翅膀给出门的男人吃，读书的孩子吃鸡臂(腿)。酒洒倒在桌上视为发财，碗被摔碎看作会添丁，掉落了筷子当作有食缘……守岁，也称点岁火。客家人要用特制的三盏油灯分别点在厅、门、灶上，直到天亮。如一夜通明，这将意味来年吉祥平安，万事亨通。

　　赣南：诸多禁忌

　　赣南客家人过年有诸多禁忌。正月初一不向屋外倒垃圾、泼水，忌进菜园摘菜，这天忌开口骂人，要说吉利话。除夕、春节及大的节日和喜庆日，忌碗筷掉地。正月初一至十五，忌向他人借款或催贷。新年“出行”，忌有女人在场。正月初五是“五谷神”生日，这天家家不能煮生米，只在前晚煮好夹生饭，第二天早晨蒸熟，黎明时，家家烧香迎接“五谷神”上谷仓，祈保“五谷丰登”。

　　赣南客家人讲究“吉利”，每月初一、十五要说吉利话，“无”要说成“有”。宁都大沽、小布等乡村“帽子”要说“有子”，因为“帽”与“毛”谐音。新丧家人忌讳到别人家贺年。大年初三称为“穷鬼日”，一般不外出，不宴请。这天要做的事是把初一以来清扫的垃圾送至村边，点燃三炷香后烧毁，俗称“送穷鬼出门”。

说一说明朝中后期的文学情况

明朝中后期的文学流派主要是公安派和竟陵派，代表人物是前、后七子

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中，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

　　公安派，明神宗万历年间。本派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

　　“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其次是中道。这一派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

　作为公安派理论核心的口号是“独抒性灵”。 公安派的“性灵说”融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它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通，和“理”尖锐对立。性灵说不仅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特别强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明人的个性解放思想。袁宏道

　　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北公安，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竟陵，即今日之湖北省天门市）。

　　明代中叶后,前、后“七子”拟古之风甚烈,“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评判诗文准则。“唐宋”、“公安”两派曾先后给予抵制和抨击。

　　竟陵派认为“公安”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竟陵派与公安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竟陵派的追随者有蔡复一、张泽、华淑等。这些人大都发展竟陵派生涩之弊端，往往略下一二助语，自称“空灵”，使竟陵派文风走向极端。

　　当时受竟陵派影响而较有成就的是刘侗，他的《帝京景物略》成为竟陵体语言风格代表作品之一。

什么是竞陵派？？

应该是竟陵派吧？

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竟陵，即今日之湖北省天门市）。

明代中叶后,前、后“七子”拟古之风甚烈,“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评判诗文准则。“唐宋”、“公安”两派曾先后给予抵制和抨击。

竟陵派认为“公安”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竟陵派与公安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竟陵派的追随者有蔡复一、张泽、华淑等。这些人大都发展竟陵派生涩之弊端，往往略下一二助语，自称“空灵”，使竟陵派文风走向极端。

当时受竟陵派影响而较有成就的是刘侗，他的《帝京景物略》成为竟陵体语言风格代表作品之一。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4172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