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条茅盾文学奖(始于1981年)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文坛最高荣誉之一，每四年颁发一次。茅盾文学奖是根据茅盾生前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而设立的。单项奖金为1万元。

庄重文文学奖(始于1987年)

香港著名人士庄重文先生倡议出资，由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的一项青年文学奖。主要用来奖励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年轻作家和优秀的青年文学刊物。现每两年颁发一次。

曹禺戏剧文学奖(始于1994年)

专就剧本创作所进行的全国性评奖，代表了中国戏剧文学创作最高水准，其前身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于1980年创办的全国优秀剧本奖，1994年更名为曹禺戏剧文学奖，由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每年评选一次，每届评出10个正式奖和10个提名奖。

鲁迅文学奖(始于1995年)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文坛最高荣誉之一。每两年举行一次(实际大约每三年一次)。设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作品等七项奖项，每项可评5部作品。上一届单项奖金均为2000元人民币，今年这一届均为一万元。

姚雪垠文学奖(始于2003年)

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根据著名作家姚雪垠的遗愿及捐款设立“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励基金”，专门奖励优秀的长篇历史小说。该奖每四年评选一次。

大家·红河文学奖(始于1995年)

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大家》杂志社和云南红河卷烟厂共同设立。奖金额10万元人民币。评选对象为《大家》发表作品的全部作者。每两年一届，每届一奖，每奖一人。

新概念作文大赛(始于1998年)

由《萌芽》杂志社率先发起，联合十所著名大学共同主办。这个面向高中学生的作文大奖，强调“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一度成为高校招生和少年成名的“直通车”。

老舍文学奖(始于2000年)

为纪念人民艺术家老舍，繁荣北京市的文学创作，推动我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而设立的，是北京市文学艺术方面的最高奖励。第三届老舍文学奖设4个奖项，其中新设两个名额的“新人佳作奖”。第二届老舍文学奖单项最高奖金达到3万元，总奖金额达到了16万元。

冯牧文学奖(始于2000年)

根据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冯牧遗愿，为鼓励扶植新人、促进文学事业繁荣发展而设，有关于获奖者年龄的限制。每年评选一次，下设三个奖项:青年批评家奖、文学新人奖和军旅文学创作奖。每名获奖者奖金为人民币2万元。

春天文学奖(始于2000年)

著名作家王蒙将其在首届“《当代》文学拉力赛”上获得的10万元大奖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倡议设立30岁以下的文学新人奖，这便是春天文学奖。该奖项每年一度，颁奖的同时出版“春天丛书”，专门结集年度得奖者和获得提名者的作品集。长篇小说大奖奖金1万元;入围奖奖金3000元。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始于2003年)

由南方都市报主办，是国内首个由大众媒体设立的文学大奖。该奖项一年一度，共设“年度杰出成就奖”、“年度小说家”、“年度诗人”、“年度散文家”、“年度文学评论家”、“年度最具潜力新人”6个奖项。第二届单项最高奖金仍为10万元，但奖金总额上升至20万元，是国内年度奖金最高的文学大奖。

怎样设计“中华经典诵读，诗词歌赋创作”的主题班会

大体来说，需要三大阶段：

第一部分：前期准备及现场布置阶段

确定主题后开始现场布置，可用到的材料包括：黑板报、课桌排列，笔纸准备。为了炒热氛围，可适当制作红字大字副，表明主题，也可悬挂气球彩带。若是茶话会性质，可准备零食和水。若是比赛性质，可设立奖项，如1.2.3等奖，优秀奖等，准备奖品，如本子、笔等。

第二部分：现场彩排阶段

确定主持人，撰写主持词，确定创作主题，确定串场节目，确定时间及记录人员。

第三部分：现场阶段：

具体流程可参阅：

1、主持人开场白

2、导师致辞（可省略）

3、分组、命题阶段（鉴于诗词创作水平，建议进行分组创作）

4、正式创作阶段

5、评奖阶段

其中可穿插节目诸如：

1、诗词自创联句活动

2、成语接龙活动

3、击鼓传花（接受花者要起来背诵一首喜欢的诗词）

以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我

另外，你这个主题班会的定位不是很明确，参与人群也没说明，若要翔实方案，应先落实参与人群与主题，以及要达到的效果。

如何看待当代旧体诗词创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话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除了学界的争鸣之外，官方或半官方的举措无疑也备受关注：其一是2010年由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首次向旧体诗词敞开了大门，其二是2011年北京隆重举行了中华诗词研究院的成立大会，这是继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以后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发展史上的又一件大事。在过去的两年中接连发生的这两个文学事件是意味深长的，其象征意义不容忽视。如果说鲁奖接纳了旧体诗词意味着以中国作协为龙头的中国当代文学界已经承认了旧体诗词的历史和现实地位，那么中华诗词研究院的成立则象征着中国政府已经把旧体诗词研究纳入了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整体文化战略之中，因为中华诗词研究院隶属于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它将与中华诗词学会一道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与研究两翼齐飞。

　　所以，在新世纪的文化和文学语境中，我觉得再在旧体诗词及其研究的所谓合法性上展开论争已经没有多大必要了，因为旧体诗词将肯定不会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继续缺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场了。我们当然不必像陈独秀当年在致胡适的信中那样绝对化地断言“必不容反对者有任何讨论之余地”，但确实“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因为真正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在做扎实沉稳的旧体诗词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了，这从近年来黄山书社和巴蜀书社陆续推出的“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当代诗词家别集丛书”、“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等大型丛书的编印中不难窥见端倪。而且包括笔者在内的一批新老不同代际的学者，无论他们是以古典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主业，也不论他们的文化立场和学术立场存在着何种内部分歧，但在致力于旧体诗词研究这一点上，大家算是走到一起来了。这意味着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我们的旧体诗词研究已经越过了纷纷攘攘的争鸣阶段，而转入了具有历史意义和学术品格的研究。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成就？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困扰着新文学界的一个同样的问题，即如何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成就？很多学者至今坚持现代文学30年的成就在当代文学60年的成就之上，而在当代文学60年中，后30年的成就又在前30年的成就之上，这几乎可以说达成共识了，当然反对的声音也不是没有，但比较弱势罢了。那么，“五四”以来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历史成就该如何评价，如果沿用新文学界的百年评价是否合适？我个人觉得有必要借用新文学界的评价角度，但结论并不完全相同。首先，必须承认，现代旧体诗词30年的成就在当代旧体诗词60年的成就之上，那个时代不仅新文学名家荟萃，在旧体诗词坛坫里同样高手如林，而且在新文学家中也盛产旧体诗词作手，旧体诗词不仅没有从现代文学的历史中退场，相反逐步在新文学界回潮，犹如闻一多所谓“勒马回缰写旧诗”的新文学家数不胜数，这在抗战军兴中达到了高潮，旧体诗词在民族救亡的历史背景中不仅重现了生机，而且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这只要翻看一下陈汉平倾力编注的80万字的《抗战诗史》就不难窥斑见豹了。

　　然而，在这里我主要想谈的还是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评价问题。众所周知，时下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习惯于把当代文学60年划分为前后两个30年，前一个30年属于革命年代，后一个30年属于改革年代，革命年代的旧体诗词创作表面上看起来并不繁荣，但实际上取得了令后人瞩目的成就，而改革年代的旧体诗词创作则相反，表面繁荣的背后却掩饰不住内在的虚浮、匮乏与危机。这个整体判断似乎正与新文学界对于当代文学前后两个30年的历史判断相龃龉。谓予不信，不妨做一番简短的历史检视。在革命年代里，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红色经典小说大流行，新诗界则以郭小川和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最受欢迎，同时代的其他主流新诗人如今大都被当代文学史所遗忘，可见历史确实是残酷的选择。之所以革命年代的绝大多数主流新诗人及其诗作被时间所淘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后来的学者们在这些诗人及其诗作中无法开掘出具有文学史和文学经典意义的话语空间。“礼失而求诸野”，学者们只能到革命年代里的“地下写作”或“潜在写作”中去探寻“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他们找到了食指，找到了“白洋淀诗群三剑客”(多多、芒克和根子)，找到了昌耀，然而即令如此，仍然掩饰不住那个年代里新诗坛的落寞与黯淡。我以为，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学术时刻，是到了我们把文学史视野放开的时候了。如果不局限于新诗，而是把旧体诗词也纳入到整体的诗歌史考察范围，我们将会发现，革命年代的诗歌史无疑是辉煌璀璨的，一大批当代诗歌史上的失踪者将被我们重新发掘出来，这将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包括诗歌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考古学事件，其意义绝对不可以低估！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在那个政治风暴频仍、尤其是到了“十年浩劫”的灾难岁月里，我们的旧体诗词却迸发出了让同时代的新诗汗颜的诗歌力量。仅以地域而论，岭南诗坛的陈寅恪、冼玉清、黄咏雩、朱庸斋、詹安泰、李汝伦、张采庵等，京津诗坛的张伯驹、寇梦碧、俞平伯、钱锺书、张中行、郭风惠、陈宗枢、邓拓、李锐、巩绍英、黄万里、江婴等，皖苏沪诗坛的汪东、胡小石、洪漱崖、冒效鲁、陈声聪、潘伯鹰、周炼霞、陈小翠、张珍怀、丁宁、曹大铁、徐定戡、沈轶刘等，闽浙赣诗坛的夏承焘、吴鹭山、陈琴趣、宗远崖、许白凤、周素子、陈朗、周采泉、洪传经等，湖湘诗坛的沈祖棻、刘永济、罗密、朱雪杏等，巴蜀诗坛的曾缄、胡惠溥、吴宓、黄稚荃、许伯健等，西北诗坛的霍松林、罗元贞、胡　　　　　秋、宋剑秋、徐翼存等，齐鲁诗坛的冯沅君、黄公渚、牟宜之等，无不在艰难时世中发出了不平之鸣，其人其诗都将在当代诗史上不可磨灭。至于当时的新诗人如郭沫若、田汉、叶圣陶、老舍、茅盾、沈从文、聂绀弩、胡风、何其芳等人的晚年旧体诗词创作，笔者已在《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中做过集中的探究，其文学史和诗歌史意义同样不可抹杀，尤其是他们由新入旧的创作转变更值得珍视！

　　我并非一个厚古薄今之人，但在多年以来的现代性反思语境中，我确实不再相信“五四”以来所流行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论”了。新未必优于旧，历史并非直线前行，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主要依靠那个时代的文学实绩来证明，这与先后无关、与新旧无关，也与文体无关。我们不能因长期以来对旧体诗词的文体歧视而自我遮蔽了文学史考察的整体视野，而应该正视历史，对那些确实应该被历史所铭记的作家作品，无论新旧，同样秉笔直书，这才是当今学者亟需坚持的学术立场。所以，当我以同样客观的视野来考察改革年代文学创作的时候，同样不分文体新旧。我必须承认，改革30年的新文学成就肯定在旧体文学的成就之上，这主要是因为这个30年的小说创作取得了重大成绩，其成就甚至是现代小说30年所不可小觑的，其实完全可以和现代小说30年相媲美。笔者多年来一直从事当代小说研究，举出各种理由来证明这一观点并非难事，此处就从简不赘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拿改革30年的旧体诗词与新诗相比较，其结果又当如何？这方面我显然不能苟同少数旧体诗词研究者的看法，他们彻底否定新时期30年的新诗成绩，甚至彻底否定“五四”以来整个中国新诗的成就，认为只有旧体诗词才是中国诗歌的正宗嫡传，只有旧体诗词才能代表中国现当代诗歌的成就，这无疑有些言过其实了。正所谓矫枉过正是我们长期以来难以摆脱的思维模式，五四时期陈独秀和胡适在打倒旧文学、树立新文学时是如此，如今刘梦芙和徐晋如在否定新诗、重振旧体诗词上也是如此。事实上，百年来中国诗坛的新旧之争一直未曾断绝，二元对立、矫枉过正、你死我活的思维和立场牢牢地控制着中国诗人和学人的判断和行动。虽然我很能理解刘、徐重振“国诗”雄风的良好愿景，但文学史的理性却告诉我不能轻言轻信。在我看来，改革30年的诗坛，新诗与旧体诗词不相伯仲，各擅胜场，也各有流弊。但无论是与革命年代30年的旧体诗词相比，还是与改革年代30年的小说相比，其总体成就都不是很高。这是一个让不少旧体诗词作者和学者都感到尴尬甚至是难以接受的事实，但事实很可能就是如此！新诗界30年出现了北岛、顾城、海子、舒婷、翟永明的诗，虽然不如小说界中那么骄人，我想也可以过得去了，他们的存在多少可以抵消一点所谓“口水诗”、“梨花体”、“羊羔体”等等给读者所带来的不快。旧体诗坛呢，老实说，近30年来出现的名家也不多，许多诗坛耆老虽然有幸渡过劫难活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但此时在创作上已是有心乏力，更多地是凭着惯性在写作，所谓暮年诗赋动江关者并不多见。这些诗坛耆旧的创作高峰期一般都在抗战时期或者革命年代，只有启功、杨宪益、荒芜等少数人的暮年诗作达到了新的境界。至于中青年诗词作者，虽然人数庞大，但像老辈那样卓然成家者寥寥无几。笔者曾读过岭南何永沂的《点灯集》，作者继承了聂绀弩、李汝伦等当代旧体诗词大家忧时伤怀、不拘一格的传统，堪称优秀作手。而不少中青年名家诗词，慕其名而购其书，及读之则大感失望，这让我不敢也不愿太乐观。

　　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内，近30年来的旧体诗坛主要存在着三种弊端或病象，它们严重地制约着当代旧体诗词的发展进程。其一是“老干体”盛行。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追溯起来，“老干体”的前身是革命年代的“新台阁体”，新中国成立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群文艺界领导或者开国将帅，他们经常诗词唱和，展现了革命年代的太平风度和盛世景象。这种诗体在艺术上追求以文为诗、以赋为词，重铺排和渲染，格调华美丰瞻，但难掩骨子里的疏阔苍白。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时代的更迭，一大批离退休老同志在含饴弄孙的晚年寄情于传统诗书画，“新台阁体”遂蜕变成“老干体”，由于作者的传统文化学养和古典诗词素养与前辈相比皆有不及，甚至等而下之，故“老干体”的盛行给当代旧体诗坛的声名带来了莫大的伤害。其二是“新古董”泛滥。翻阅《中华诗词》等各种旧体诗词杂志，以及市面上层出不穷的旧体诗词集子，我们不难得到“新古董”泛滥成灾的恶俗印象。许多旧体诗词作者在严守古人所定格律的基础上乐此不疲地制造着种种“新古董”作品，他们在写作中完全心(内容)为形(形式)役，根本达不到古人所谓“得意忘形”、“得意忘言”的高妙境界。我并不反对今人做旧诗严守古人格律，如平水韵之类，但我反对泥古不化，在所谓拗救问题上斤斤计较，比如挑剔毛泽东诗词里出格破律的瑕疵，如果做诗做到了以律害意的地步，那就该是诗的末路了。今人做旧体诗词，在格律问题上必须要开明，要探索古今融合的新律路径，这是摆在当代旧体诗词作家和学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我们不要新古董，因为新古董其实就是假古董，属于文物赝品和仿制品，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力。新古董的泛滥虽然在数量上庞大，但从质量上来讲，并无益于当代旧体诗词的复兴。其三是消费化严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文学日益消费化，旧体诗词同样未能幸免。各种出于种种商业利益驱动的诗词大赛名目繁多，而不计其数的参赛作品更是充斥着大量的应景应制之作，商业市井气息弥漫，难觅真的诗和真的人。在当前这个新诗日益失去民众的年代里，旧体诗词可悲地充当了替代品，沦为了文学商业化的符号。这不能不促使有良知的旧体诗词作家警醒！

马牧 个人简介

　　马 牧 男，1947年9月生，河南省洛阳市人。原名：马纪梁。甘肃人民出版社高级编辑。中华全国诗词学会顾问，甘肃省诗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甘肃音乐文学会常务理事。作家、诗人，负责编辑出版各类图书200多本，并从事诗词、散文、报告文学、音乐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主张传统诗词走出象牙塔，尊重格律而又坚决甩脱学究气，以易为大众接受。

　　多次荣获创作奖。作品见于《当代诗词》、《中华诗词年鉴》、《五四以来名家诗词选》、《当代八百家诗词选》、《中国当代诗词精选》、《当代环球诗词选》、《20世纪中华词苑大观》、《散文》、《时代的报告》、《音乐天地》等诸多书籍报刊。不少诗词楹联作品被书写流传海外或镌柱刻碑。创作拍摄有电视音乐艺术片《玫瑰乡情》、《独贵龙的火炬》、《腾飞的凤凰》、《天马之梦》。主编的《当代中华诗词选》、《人生诗历》，责编的《祁连雪》、《大梁沟传奇》等荣获优秀图书奖。编辑出版的《中华诗词今韵》、《诗词今古韵大字典》和参与策划组编的大型史典丛书《20世纪的中国》具有填补空缺的意义。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迎着重重困难、阻力，曾就图书的“组、编、印、发一条龙”作过艰辛而有意义的探索，并撰写出《试论出版社编辑的特定修养与思维方式》等，入选《中华新论·全国优秀科技理论研究成果信息库》一书。业绩参与载入《中国大百科专家人物传集》、《当代中华诗词家大辞典》、《跨世纪中华文艺人才大典》、《中国杰出人物大典》、《世界名人录》等。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309860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