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求解）
不少留守儿童的父母缺乏与孩子情感沟通的方式，甚至从未意识到与孩子陪伴和沟通的重要性。社会应该努力促进留守儿童父母与孩子联系的质量，从而解决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
本刊记者/杨智杰
“最近学习怎么样？”
“就那样。”
“你在家要听话。”
“哦。”
“有作业的话就写作业，不要去玩了。”
“嗯。”
沉默了几秒钟，月嫂王萍尴尬地挂断了打给女儿萌萌的电话。这样生硬的对话在过去半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里，是她和女儿交流的常态。
王萍今年39岁，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的一个小镇。至今，她还是偶尔会说起自百思特网己的遗憾：小时候因为家里太穷，不得不百思特网辍学，外出打工。十几年来，除了回老家结婚，生了一儿一女，她先后辗转江苏、天津和北京，成为一个在城市里到处移动的打工者。丈夫虽然也曾出去打工，但挣的钱太少，最后留在家里种地，只能赚取一些微薄的生活费。
今年年初，王萍加入了甘肃省妇联实施的“陇原妹走出去”精准扶贫行动，被定向输出到北京某家政公司，成为一名月嫂。虽然性格木讷，不善言辞，好在她踏实肯干，在客户家顺利工作了半年。每天起早贪黑做家务，只有在周六、周日休息时，得空能给在甘肃的孩子打个电话。但一周甚至两周一次的联系机会，总会变成她教导15岁的女儿好好学习的“思想课”。
打工的日子太辛苦，王萍觉得上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但这种命令式的交流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每次她开始叮嘱萌萌学习，女儿在电话那头便不做回应，陷入到像本文开头的对话那样的僵局，甚至也会争吵到挂断电话。女儿的逆反心理让王萍很生气，可是她没有办法，自己的一片好心，并没有拉近她和孩子的心理距离。
王萍和女儿之间这样矛盾的沟通状态，也是中国很多留守儿童父母正在面临的无解难题。
被阻隔的亲情
近年来，公众对留守儿童问题并不陌生。
2012年，贵州省毕节市5位流浪儿童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2014年4月，该市至少12名小学生被老师强暴……这些悲剧一次次牵动社会的关注。
全国妇联最新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推算，全国共有6102.55万农村留守儿童，而给予他们生命的是中国2.3亿左右的农民工。骨肉至亲，但农村与城市的距离却在阻隔他们的感情交流。
6月24日，公益组织“上学路上”以“陪伴”为主题，在北京召开《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发布会，并播放关于留守儿童的纪录片《异乡的父母》。导演在询问某服装加工厂9名农民工与子女的关系时，有3位打工者反映，自己和孩子之间的沟通存在问题。“打电话也就是几句话，我觉得她（女儿）现在是不太愿意跟我们交流。这种关系陷入了一个怪圈里面，其实你很想对她好，但是你不晓得怎么才能对她好。”这是工人张建华的困扰。和王萍一样，长期脱离孩子的生活圈，张建华和自己的女儿之间缺乏共同语言。
与“上学路上”合作的国家认证心理咨询师张慧认为，这些留守儿童父母在和孩子沟通时，多采用简单的问答、命令的方式，不能深层次地交流，更无法达到情感上的联系。
张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父母文化程度低。他们不知道和孩子聊天的重要性，在学习的问题上只会提要求，但孩子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他们不知道，也无力解决。二是缺乏意识。当孩子取得成绩时，他们从来不懂得肯定和表扬。另外，有一些父母自己童年也是留守儿童，他们没有受到关爱，所以也不懂得如何关爱下一代。
还有一部分打工者甚至和孩子没有情感交流。今年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在中国14个省份发放7060份有效问卷，结果显示，7.7％的孩子和父母一年都没见过，2.7％的孩子与父母一年都没联系。如果以全国妇联公布的留守儿童数量为基数，推及全国，这两种情况涉及的人数分别是469万和165万。
这些数字背后，显示着在中国不少留守儿童父母缺乏与孩子情感的沟通，甚至从未意识到与孩子陪伴和沟通的重要性。
白皮书总结，一年与父母都没有见过面的留守儿童，以及一年仅与父母联系1～2次的留守儿童，其自尊水平显著低于其他留守儿童。自尊水平越低，孩子对自我的评价越负面，会导致羞愧、后悔，并对优于自己的他人嫉妒、怨恨。留守儿童的愉悦程度明显低于父母均未外出的非留守儿童。一年中，与父母见面9次及以上，会使留守儿童保持良好的愉悦水平。
与调查结果相似的实际案例比比皆是。2015年6月，湖南衡阳12岁的女孩用掺杂了鼠药的可乐毒死了两姐妹。在人们眼中，她性格古怪，不爱说话，有典型的留守儿童特征。母亲离家出走，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杀死对方是她的内心世界里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上学路上”的故事
留守儿童群体最早出现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调整农村人口流动政策后，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他们因户籍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将未成年子女留在家中。但因留守儿童相关案件和社会问题频发，这个群体开始得到关注。
2006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盛连喜递交了“全社会都要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提案，让“留守儿童”成为当年两会的热词。
2008年，“留守儿童”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
2011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到，要妥善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问题。
2016年2月14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下简称《意见百思特网》），为保护留守儿童提出具体的实施办法和责任追究机制。
除此之外，民间也出现很多帮助留守儿童的公益组织，在物质和心理方面都对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帮助。
全国妇联在《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提到，留守儿童问题涉及中国城乡二元化体制以及由此衍生的制度、法规、政策和社会心理问题，在短期内无法改变。因此，整个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帮扶都放在关怀留守儿童身上。
但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发起人刘新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做留守儿童帮扶，我们只把目光盯在孩子身上，这是一种失误。从去年白皮书发布之后，我们开辟了另外一条针对父母教育的产品线。做留守儿童帮扶的人都知道，虽然这只是一种认识上的变化，但代表着你有没有真正去了解帮扶对象的需求。”
2013年4月以来，“上学路上”借鉴国外心理学中的故事疗法，邀请名人和志愿者录制有心理暗示作用的儿童故事，灌制在MP3中送给留守儿童。但是在2015年6月第一期《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发布后，该团队发现，影响孩子心灵的7个因素中，排名第1位的是留守地域，这是客观事实，无法改变。排名第2位的就是与父母的联系质量，而这一点不仅是可改善，而且至关重要。
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曾经是媒体人的刘新宇开始通过媒体圈的朋友寻找心理学者。最终和国家认证心理咨询师张慧组成心理学团队，在北京找到留守儿童父母的样本，与其一对一进行交流，收集他们对与孩子联系质量的看法、困扰和期望，并现场观察。团队从样本里提炼出普遍性的问题，寻找心理学上的理论依据和咨询技术，制定出口语化、简便化的解决方案，将其反馈到父母身上，教他们简单的方法，并当面验证。
月嫂王萍就是张慧团队选择的留守儿童父母样本之一。通过现场辅导，王萍这次并没有像以前一样询问女儿萌萌的学习问题，而是关心她的生活方面。萌萌的回应更让王萍感到温暖，她第一次通过打电话关心妈妈，让她天热注意身体。在此之前，这样的关怀只是通过发短信表达过。
国务院下发的《意见》将“坚持家庭尽责”放在保障留守儿童基本原则的第一位。并提示外出务工人员，要与留守未成年子女常联系、多见面，及时了解、掌握他们的生活、学习和心理状况，给予更多亲情关爱。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需要社会多方面的努力，但孩子心理问题的根源还在于父母。在当下的环境中，留守儿童父母能够在沟通和陪伴中多努力一步，孩子的心理问题就有可能会改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