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岭方鼎(杜岭二号方鼎)
杜岭二号方鼎,商代前期青铜礼器,通高87厘米,口沿边长61厘米,腹壁厚0.4厘米,重约64.25千克。1974年9月河南省郑州市张寨南街青铜器窖藏坑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百思特网
杜岭二号方鼎
郑州市张寨南街青铜器窖藏坑出土的杜岭二号方鼎口沿外折,方唇,立耳外侧呈槽形。口、腹截面基本为正方形。四鼎足根部粗壮,作上粗下细的圆柱形。鼎的纹饰以兽面纹与乳钉纹为主,配饰弦纹。乳钉纹带饰于鼎每壁的两侧边及鼎腹下部近底端,鼎上腹部饰一周贯穿的兽面纹带,每壁正中一组,转角处以折角为中心各饰一组,共为八组兽面纹,鼎足中部也以兽面纹为饰。兽面纹皆以凸起明显的阳线构成,具有半浮雕效果,兽面形象极为抽象。
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铜方鼎(杜岭二号)纹饰拓本
这件鼎是在1974年9月郑州市张寨南街开挖防空洞时发现的铜器窖藏坑中出土的,同出方鼎共有两件,因张寨南街位于郑州商城西城墙外约300米的“杜岭”土岗的南段,因此把窖藏坑内出土的这两件方鼎称为杜岭方鼎,此件尺寸稍小,俗称为杜岭二号方鼎。
杜岭二号方鼎形体厚重、腹饰庄严肃穆的兽面纹,乳钉纹带更增器物厚实感,给人以宗庙威仪之象。
比较研究
商代前期铜方鼎除了杜岭二号方鼎外,尚有如下几件:
郑州市张寨南街铜器窖藏坑出土杜岭一号方鼎,通高100厘米,口长62.5厘米,口纵61厘米,腹壁厚0.4厘米,重约86.4厘米,形制与纹饰布局与杜岭二号方鼎基本相同。
杜岭一号方鼎
郑州市向阳回族食品厂铜器窖藏坑出土兽面纹方鼎,通高81厘米,口长55厘米,口宽53厘米,底长46厘米,底宽44厘米,壁厚0.7厘米,重约75千克。双立耳微侈,方唇、折沿,斗形方腹,圆柱形足上粗下细。鼎上腹部饰宽线条构成的兽面纹带,每壁正中一组,转角处以折角为中心各一组,共为八组,鼎每壁的两侧边及下部近底端饰以乳钉纹带,纵向为三排乳钉,横向四排。
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出土兽面纹方鼎之一
郑州市向阳回族食品厂铜器窖藏坑出土兽面纹方鼎,通高81厘米,口长与口宽均为53厘米,底长、底宽各42厘米,壁厚0.6-0.8厘米,重52千克。形制与纹饰基本与同坑所出另一件兽面纹方鼎一致,只是横截面更近于正方形。
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出土兽面纹方鼎之二
郑州市南顺城街铜器窖藏坑出土兽面纹方鼎,通高83厘米,口长51.5厘米,口宽51.2厘米,厚0.5-1厘米,重52.9千克。形制与纹饰布局与向阳回族食品厂铜器窖藏坑出土者大体相同。
郑州南顺城街出土兽面纹铜方鼎之一
郑州市南顺城街铜器窖藏坑出土兽面纹方鼎,通高72.5厘米,口长44.5厘米,口宽43.5厘米,重26.7千克。鼎每壁的两侧边及下部近底端饰以乳钉纹带百思特网,乳钉交错排列,较为随意,上腹部每壁均饰一兽面纹带,左右两端被乳钉纹带阻断。
郑州南顺城街出土兽面纹铜方鼎之二
郑州市南顺城街铜器窖藏坑出土乳钉纹方鼎,通高64厘米,口长42.5厘米,口宽42厘米,重21.4千克。口近方形,平折沿,方唇,立耳,鼎耳外侧呈槽状,柱状空足上粗下细。器壁较薄,浑身多处补铸。鼎腹中部,鼎身近底部以及每侧边均以乳钉纹带为饰,乳钉纹排列不规整。整器制作显得十分粗疏。
郑州南顺城街出土乳钉纹铜方鼎之一
郑州市南顺城街铜器窖藏坑出土乳钉纹方鼎,通高59厘米,口长38厘米,口宽36厘米,重20.3千克。形制与纹饰大体与同坑出土的另一件乳钉纹方鼎相同。
郑州南顺城街出土乳钉纹铜方鼎之二
山西平陆前庄出土兽面纹方鼎,通高82厘米,口长与口宽均为50厘米。立耳、平沿、方唇,鼎腹截面呈正方形,口底等大,鼎足上粗下细,中间鼓起一周,尤显厚实。纹饰组成与杜岭方鼎基本相同,乳钉纹为纵向三排,横向五排。
山西平陆前庄出土兽面纹方鼎
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卧虎兽面纹方鼎,通高97厘米,口长58厘米,口宽49.3厘米。斜折沿、方唇、立耳,耳外侧作槽形,耳上各伏卧一虎。鼎腹作长方斗形,每壁正中饰细线刻划的兽面纹,环柱角,长方目,鼎体折角处也以棱为中线饰兽面纹。鼎每壁的两侧和腹下部为乳钉纹带,乳钉排列纵向三排,横向四排。柱状鼎足,上半部饰高浮雕的羊角兽面,高勾戟作鼻。
卧虎兽面纹方鼎
商代前期方鼎鼎壁总体较薄,不如商代后期那般雄浑厚实,但方鼎的使用绝少见于墓葬中,而多为祭祀遗迹中出土,上述所举9件方鼎。除了新干大洋洲的铜鼎是墓葬中出土(但墓葬年代在商代晚期以后,甚至有学者认为部分器物属于春秋时期器物),可做例外,其余皆出自带有祭祀性质的瘗埋坑中。这或许说明方鼎的使用在商代前期是有严格限制的。
这一时期鼎身出现兽面纹,是铜鼎发展历史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兽面纹的具体含义一直被学者们所争论不休。学者们也根据兽面纹的具体形象做了不同型式的划分,但是大多数学者所根据的都是商代后期以来的兽面形象。如果考察商代前期兽面造型,大体上很相似,且极为抽象,无法与现实生活中具体动物形象比附,不象商代后期那样可以把兽面纹百思特网具体到象牛,象羊,象虎,或者象鹿、甚至是枭鸟等。因此,商代前期这种兽面形象完全是抽象,超现实的。这种兽面的形象可从商以前找到线索,如红山文化兽面纹玉牌饰、良渚文化玉琮兽面纹、龙山文化玉圭兽面纹以及夏代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等。古人之所以把兽面形象做得如此抽象,绝非因为对于具体的形象无法把握,只需看看新石器时代诸多象生的玉雕、泥塑动物甚至人物多么惟妙惟肖便可明白这一点。
红山文化玉兽面形饰
良渚文化玉琮兽面纹
龙山晚期日照两城镇神面纹玉锛
二里头遗址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作者简介
陶亮,男,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毕业(专业方向中国古代史研究),文博馆员,现供职于河南博物院陈列部,从事古代史陈列等工作。
卢治萍,女,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士,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硕士,文博馆员,现供职于辽宁省博物馆,从事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设计与文物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