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礼作乐（周公制礼作乐已刻不容缓）
作者 | 度阴山
摘自 |《知行合一五千年：度阴山讲中国史》
01、周武王灭商：吊民伐罪
整个商王朝，政治斗争始终很激烈，所有领导人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推翻前任领导人的政治举措，如此反复的政治运行，给王朝带来了灾难。最后一任领导人商纣上台后，王朝已破败不堪。
商纣王初登王位时，精力充沛，文武双全，英明果断，他大刀阔斧地对旧有体制进行改革，惹恼了很多既得利益者。纣王强力镇压，对反对他改革的各路诸侯痛下杀手，对东方叛乱的蛮夷，更是采用铁血政策，不分青红皂白地以武力镇压。商王朝的主力精锐都被牵制在东方战场，有人劝阻纣王说，应以道德教化为主，否则几百年前获得的天命将转移。纣王高傲地说：“我命由我不由天（我生不有命在天）。”他相信天命在自己这边，区区蛮夷根本不可能转移天命，发动革命。
东方蛮夷的确没有力量，但西边的周部落（其根据地在一片叫作“周”的平原，所以称为“周”）却早就开始积聚力量，如几百年前商汤觊觎夏王朝的宝座一样，现在，周部落也开始觊觎商王朝的宝座。
周人据说是帝喾的子孙，尧时，周部落的酋长弃发挥工匠精神，把务农发挥到极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周部落开始缓缓西迁，最后在陕西岐山扎根，大概是他们的祖先通过奇异法术知晓了此地最适合种地。商王朝统治中国时，周部落给商王朝进贡粮食，得到历代商王的好评。周部落在商王朝的保护下，偷偷发展自己。到了商纣时代，它已经成为西方唯一的霸主。
商纣王并非没有注意到西方的周，只不过东方的蛮夷还没有被消灭，主力部队不能调回，所以他对周采取的是笼络政策。周部落的酋长姬昌（文王）领导周部落后，商纣王发现大事不妙了。
姬昌性情温和，有仁义之心。他发挥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在部落内施行仁政，大肆笼络各地诸侯，礼贤下士，各地的能人志士纷纷跑到周部落，为其卖命。
商纣王当然知道姬昌这套路，所以将他骗到首都，强行拘留。后来，姬昌的儿子姬发运送了无数粮食到商王朝首都，姬昌才被释放。
姬昌在拘留所时无所事事，于是琢磨“”“”这两个符号，后来就搞出了《易经》。中国传统思想其实就是这两根棍子，阴阳交合，产生万物。《易经》是“易”，“易”是“变易”，天下一切事物都符合这个套路，没有固定的标准，所有的事物都是动态的。这就要求我们为人处世不要墨守成规，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有变易的思维。
从拘留所回周后，姬昌对儿子姬发说：“经过我在商都城这段时间的观察，它快完蛋了，咱们要加速准备。”
姬发兴奋得发狂，但姬昌老谋深算，他说：“咱们现在手中的人才统治周部落可以，若要统治天下，必须要有能力更强的人。”姬发立即张贴告示，寻觅天下人才。很多人才都跑来面试，姬昌板着脸不作声，这种表情告诉我们，姬昌还没有找到帮他统治天下的人才。
半年后，有人来告诉姬昌，有个白胡子老头儿每天都在渭水支流磻溪钓鱼。他的鱼钩不但是直的，而且根本不放进水中。
姬昌惊叫起来说：“这可能就是我要找的人才。”
他跑到渭水河边，果然看到一个老头儿在那里安静地坐着，直直的鱼钩在阳光下闪出夺目的光芒。
姬昌对他说：“你这种方式是钓不到鱼的。”
老头儿回答：“谁说我在钓鱼？我是在钓天下。”
姬昌惊喜万分，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才。”
如你所知，这个老头儿叫姜子牙，后来成为周王朝开国第一功臣，在神话语境中，他是封神者。姜子牙本是人，人能封神，这再一次说明中国人思维的伟大之处，人创造一切，包括神。
姜子牙辅佐姬昌后，周的力量一日千里，姬昌去世前，周的疆域已经西到今天的甘肃灵台，东北到今天的山西黎城，东到今天的河南沁阳，直逼商王朝的首都朝歌（今河南省北部鹤壁市淇县，商纣王在此建都）。此时，周拥有的疆域已经比商王朝的要大，国富民强，灭商指日可待。
不过，姬昌似乎并没有灭商的打算，他曾对儿子姬发说：“如今咱们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只要咱们继续埋头苦干，用开放、仁义之举来治国，剩下那三分之一土地上的人们迟早会来投奔咱们。”
姬发说：“迟不如早。”
姬昌一死，姬发就开始了对商王朝的灭亡计划。
虽然商王朝的疆域只剩下天下的三分之一，但姬发和姜子牙仍然小心翼翼，他们派人到处跑关系，拉拢被商纣王欺负的诸侯。这些诸侯联成一体，对姬发说：“发哥，干吧！”
姬发问姜子牙：“如何？”
姜子牙沉思许久，回答说：“当初商汤灭夏桀，先是搞宣传战，用道德作为武器把夏桀搞臭。咱们应该尊重历史。”
姬发说：“正合我意，搞臭商纣。”
所谓“搞臭商纣”，就是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训斥纣王，让纣王成为小人，自己则是君子。
这种模式，在未来的几千年中，时常被伟人或者野心家使用，不过能不能产生效果，还要看实力。
姬发训斥纣王说：“你们家族喜装神弄鬼，搞得整个中华都装神弄鬼。你们又抢夺民财，供自己挥霍，喜好美女甚于喜好政治，连年讨伐兄弟国和淳朴的蛮夷，民不聊生。苍天明示我，天命已转移，我周国姬发，现在就要吊民伐罪（慰问受害的百姓，讨伐有罪的统治者），干掉你。”
“吊民伐罪”是后来中国的政治家（成功的）、野心家（失败的）准备造反时，必然使用的一种宣传手段，没有这个手段，都不好意思和别人说自己是造反派。这就如后来的孔子所说的，必须师出有名。
姬发将这些话刻在商王朝盛行的甲骨上，到处传播。历史没有记载这份替天行道的檄文是否产生奇效，姬发似乎也不需要奇效。公元前1045年年初，他联合被纣王欺负过的诸侯，率领兵车三百乘、特种部队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直奔商王朝首都朝歌。半个月后，伐纣联军抵达离朝歌三十五公里的牧野。
纣王和他那拥有惊世美颜的小老婆苏妲己正在朝歌城中寻欢作乐，丝毫不承想到姬发会真的造反。可告急文书铺天盖地地送来，纣王这才相信姬发果然是大逆不道的叛乱分子。纣王说：“我命由我不由天，什么天命转移，都是胡说。天命就在我这里。”
他集结的首都卫队，只有可怜兮兮的千余人，主力部队正在东方和蛮夷作战，不能马上赶回来。如今只能咬牙一战。有人提醒他，朝歌监狱中有十七万（数字夸大）罪犯，可以将他们释放，交给他们武器，让他们去剿杀叛徒。
纣王说：“这些囚犯比姬发好不到哪里去，我担心他们临阵倒戈。”
大臣们齐声说：“死马当活马医，管不了那么多了。”
纣王只好释放囚犯，但不发放武器，这些囚犯出了朝歌城，只能临时捡拾地上的木棍当作武器，这群人乌泱泱地来到阵前，姬发英姿勃发，手持宝剑，姜子牙站在兵车上，闭着眼摇头晃脑，好像在施法。
纣王和小老婆苏妲己告别，两人抱头痛哭，纣王哭完就擦干眼泪，提着他的宝剑来到战场，和姬发正面相对。他先臭骂姬发犯上作乱。
姬发回答：“我是吊民伐罪。”
纣王说：“我的军队在东方，你这是趁火打劫。”
姬发笑着回他：“我向来斗智不斗力。”
纣王气炸了肺，说：“我有上天护佑，天命根本不可能转移到你那边，你在逆天而行。”
姬发说：“你杀忠臣比干，挖了他的心，宠信你的老婆苏妲己，搜刮民脂民膏满足她的淫欲，这才是逆天而行。”
纣王狂叫起来，下令他的罪犯部队冲锋。罪犯部队拎着各种棍子向前奔跑，后面则跟着纣王的监督部队。当罪犯部队冲出一半时，突然奇迹发生——他们掉转矛头对准了纣王的监督部队，姬发高兴地跳起来，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好运气，于是下令全线进攻。
经过纣王改革的商王朝军队，尤其是首都卫队，虽然人数极少，却拥有无敌的战斗力。姬发和各路诸侯的联军还有那些罪犯，多次将纣王的卫队包围，可就是无法全歼。不过，好虎架不住群狼，太阳落山后，纣王的首都卫队所剩无几，纣王本人也只好逃回朝歌。他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投降，要么自杀。经过深思熟虑与精心检讨，最终，他选择了后一条。他跑到粮库（鹿台）上，把自己点着，一动不动地火化了。
不过，还没等他的尸体被火烧透，姬发就率领着军队和那个罪犯部队冲破朝歌，把他的尸体从火里拖出来，切掉脑袋，并向烧焦的尸体射出三箭，以示替天行了道。
我们很难想象，作为后来中华礼仪之邦的开拓者的周王朝，其领导人对敌人尸体的做法如此让人惊骇，这就是当时的文化，它野蛮无礼，却蓬勃向上。
在纣王的尸体被侮辱后，商王朝就此灭亡，姬发革命成功，建立周王朝，姬发就是历史上的周武王。若干年后，儒学兴盛，儒家学派对“汤武革命”赞赏有加，认为诛杀暴君是对人民和民族的担当。不过，儒家学派最赞赏的不是汤武，而是姬昌。他与儿子姬发形成鲜明对比，姬发被称为“武王”，他则被称为“文王”。
姬发认为得天下应该靠“打”，所以应该动武，姬昌则认为得天下应该靠“和”，所以应该用道德来感化敌人，让恶劣的敌人良心发现，最后改邪归正，这是一种“和”的精神，其最终结果是天下无敌——有敌人，百思特网我把你“和”成朋友。
至于是选择“打天下”还是“和天下”，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所以中国人始终以和为贵，如果实在感化不了敌人，那就只能火化他，开打。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姬昌）武（姬发）之道”，以文为主，武不是不重要，动武的目的还是止戈，还是“和”。
商纣王死后，他的小老婆苏妲己也被判处斩首。但她太美了，刽子手举不起刀。周武王的军队总司令姜子牙闭着眼举刀，但心中有妲己。最后，他叫人把苏妲己的脑袋包起来，让刽子手把它当成百思特网一个大馒头，手起刀落才算大功告成。在后来的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苏妲己被描写成一个由狐狸精变化的美女，她拥有至美容貌和狠毒心机，用吹枕边风的方式把纣王变成了恶魔君主。
至此，对中国厥功至伟的西周王朝开始了，巨变也开始了。
02、周公宏图
没有周王朝，中国绝对不是今天的中国。如果说夏王朝夯实了中华的地盘，商王朝给中华带来祭祀和理性占卜，使中国别具一格，那么，周王朝就是给中国注入了灵魂——礼仪，中国几千年来自称和被称为“礼仪之邦”，全是周王朝的功劳。
而将此灵魂注入的一线指挥官就是周公。周公，名旦，为了表示对他狂热的敬爱，我们称他为“周公”。
周公是武王姬发的老弟，灭商几年后，姬发一病而逝，其子姬诵（成王）只有十二岁，所以一向以贤良著称的周公当仁不让来辅政。实际上，这是一次变相的禅让，当最高领导人不能执行自己的意志时，就会有人遵循传统，把有能力执政的人推到前台，周公就是这样的人。
姬发灭商，靠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力量，还有各路诸侯的力量，商王朝地盘广大，实力雄厚，姬发以斩首的方式夺其首都，虽然灭其名，却未灭其实。在东方战场，商王朝的主力部队仍然在。即使在已经投降的地区，潜在叛乱仍然存在。姬发在位时，劳心劳神，始终与商王朝旧势力苦心周旋。
他死后，周公面临重大危机。姬发在位时，不能彻底消灭商王朝后裔的力量，所以暂时将他们中力量最强的家伙分封为诸侯，这个最强的家伙就是殷国的武庚。为了监视武庚，姬发特意将三个弟弟分封为诸侯，三个诸侯在武庚西面形成一道严密的防线，既能监控武庚，又保护着西边的中央政府。姬发死后，周公把姬诵推到一旁，自己执政。这引起姬发三个兄弟不怀好意的猜想，他们认为周公篡权，而且会在不久的将来杀掉姬诵。武庚乘虚而入，四个诸侯联合起来叛乱。周王朝东面顿时失控。
四个诸侯不但在东面宣布独立自主，而且声称要进攻中央，声势之浩大，把周公吓得魂不附体。他先是跑到姬诵面前哭哭啼啼，说自己没有任何私心，只是暂时执政，然后召集姬家王族，声泪俱下地请他们为自己做主。最后，中央方面达成严密统一，一致认定姬发那三个兄弟是叛徒，武庚是贼子。周公稳定内部后，壮起胆子东征。
姬发所封的三个弟弟，兵强马壮，加上有武庚的支持，周公这场仗举步维艰。不过上天保佑中华，经过艰难的三年战争后，周公取得决定性胜利。这场战争成就了周公，他的威望如日中天，不可动摇。
周公是个珍惜权力和威望的伟大政治家，他不会躺在功劳簿上享乐，三年战争胜利后，周公立即开始描绘中华蓝图。
首先，周公用天命来正名，让商王朝遗民心悦诚服。他对商遗民说：“你们不要认为是我们周消灭了你们，其实是上天借我们之手消灭了你们。正如当初天命要消灭夏王朝，假借你们之手一样。天命从夏王朝转移到你们那里，现在又转移到我们这里。如果我们不努力，它照样会转移到别的地方。我们和你们是一样的，只是天命的暂时拥有者，为何要仇恨我们？当初你们从夏王朝那里接手天命，夏王朝遗民何尝仇恨你们？将来有一天，天命从我们手中转移到别人那里，我们也不会仇恨别人。因为归根结底，天命只在那些敬畏它且善待老百姓的人手中。”
商遗民听了这段话，朦朦胧胧地感觉对，又感觉不对，总之，这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周公的这段话，放低了姿态，把周和商相提并论，不谈周和商本身，而谈天命，无形中让商遗民的自卑感和愤恨感消失。
接着，周公又希望周朝上下齐心协力，共同维护周王朝。他把商王朝的遗民单独安置，又到处搜寻夏王朝的遗民，集合起来单独安置，然后对自己王朝的人说：“你们看，他们国破家亡，如果不是我们宅心仁厚，他们早已成刀下之鬼。倘若咱们不能同心协力为王朝奋斗，将来也会成为他们这样，要是倒霉透顶，遇到接受天命的人是浑蛋，咱们就会被灭族，能不好好工作嘛！”
周王朝的人触目惊心，立即投入到建设王朝的汪洋大业中去，发誓要为周王朝贡献全部力量，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周公搞定这两件事后，马上着手让天命永远留在周王朝的釜底抽薪计划，我们称为“周公宏图”。
第一步，商王朝一些顽固遗民在东方的叛乱，让周公心有余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朝东方还有很多商遗民，周王朝的首都在镐京（今陕西西安），离东方很远，周公于是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将那些阳奉阴违的商遗民强制迁至洛邑居住。这种“两京模式”非常适合地广人多的中国，所以直到14世纪建立的明王朝，仍然采用“南京”“北京”的两京模式。
第二步，在东、南、北各方封了一大批新诸侯，以便和西方的王室遥相呼应，如在东方的今山东地区就封了齐、鲁两个侯国，北面则有燕国，今山西东南部则有晋国等。
不要认为周公只在东方分封诸侯，其实在当时所能知道的中国各地，周公都像疯了一样地分封。从今天的地理来看，周公当时分封的诸侯，西起陕西西部，东至山东，南抵长江，北到河北，周王朝的诸侯星罗棋布，可考的诸侯国有一百三十余个。如此不管不顾地分封，为后来春秋战国的混乱埋下了一颗超级地雷。周王朝规定，诸侯每年亲自来中央政府朝觐周王一次，并进贡各地的方物，然后周王给诸侯上课，课程内容是分封的意义和诸侯的使命。各诸侯的新领导人接位，要由周王正式册封，否则视为违法，如果有诸侯不听周王的，周王可征召其他诸侯对其进行讨伐。
周公分封诸侯，由此诞生了一种最适合当时情况的制度——封建制，意为“封邦建国”。封建制从周公创建直到秦王朝统一，延续了近千年。后来的郡县制王朝，如西汉王朝、晋王朝、明王朝，都曾经采用“一国两制”（郡县制和封建制并存）。
这种制度的出现，其实是迫不得已，周国从陕西发家，是在各路诸侯的帮助下，用斩首行动，快速攻下了商王朝的心脏。本国的物力、人力，都不足以采用中央集权制。也就是说，当时的情况，只能分封。所以，周王朝只不过是各部族的一个大联盟。虽然周公当时派了中央官员到各部族监督政事，但王室衰微后，这个官就成了装饰品。
随封建制诞生的是宗法制，“宗”是“祖先之庙”的意思，当时的中国人从商王朝开始，就祭祀祖先，一定要注意这点，这是中华民族的特色——祭祀祖先，或者说是祖先崇拜。这种崇拜方式正是中国人“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体现：当我们的祖先活着时，他是人；他死去后，就成了“天”（另外世界），而我们又把他们的牌位请回家中，请回人间，这就是“人”，这就是天人合一。
不过，周公认为，由于贵贱、亲疏有别，所祭的祖先也不能是同一百思特网个，什么人该祭祀什么样的祖先，周公制定了一套严格、统一的法规，秩序井然，史称“宗法”。所以，宗法制，就是周代贵族传承和祭祀祖先的法规。
按宗法制，周天子祭祀开国的始祖（文王、武王），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哪怕嫡长子是傻子，也不能违背。嫡长子之外的兄弟们，分封为诸侯，称“大宗”。“大宗”的孩子中，只有嫡长子有权继承“大宗”的位置，他们要祭祀的祖先则是自己封国的始祖。比如，鲁国的始祖是伯禽，那他的嫡长子和之后的所有继承者都祭祀他。以此类推，大家都按照这个模式进行。周公认为，天下将永远太平。因为在祭祀祖先时，人只有一个念头：人在世上所为绝对不能给祖先丢脸，一旦产生这种念头，就会行善，至少不会作恶。
除了崇拜祖先，中国人开始崇拜社稷，“社”是土地之神，“稷”是五谷之神，周人以农业为生命线，所以特别重视这两个神。后来就形成了“江山社稷”“列祖列宗”这种类似宗教式的崇拜。
分封制和宗法制，是中华人的高明创造，它将家族政治化，将政治家族化，使整个天下成为一个大家族，使整个大家族成为天下。于是，在当时地球上所有民族中，“国家”这个词汇，只有中华民族才有。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是千万个家，如此，家和国水乳交融，后来中国思想中的“齐家治国”理念、家国情怀皆从此出。
周公之伟大，正在此：将国和家合二为一。顶层设计完成后，周公开始知行合一，那就是“制礼作乐”。
“礼”既是国家、社会制度，也是个人的行为规范。有了“礼”，人们的行为才能有所遵循，社会秩序才能步入正常轨道。你很难想象，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法律，将会是什么样，仅仅是在繁华的大街上没有红绿灯，也是不可想象的。
周公“制礼”的目的就是要秩序化，让父子、兄弟、夫妇、上下、尊卑、贵贱都按其标准行事，这个标准就是各种礼仪。周礼特别烦琐，仅吃饭一项的各种礼仪，就能把人累死，但其背后都有深意。比如酒礼，周公深知人性，酒是人人都喜爱的，不能禁止，那就搞点礼仪，每献酒一次，宾主之间有许多礼节，要相互拜一百次之后，一杯酒才能喝掉。所以，有人喝一晚上，也不会醉，自然就不会酗酒闹事。
至于“乐”，是配合各种“礼”的音乐和舞蹈。这是周公的聪明之处，“礼”太过烦琐，会让人疲惫，所以用音乐和舞蹈来中和，这样，在愉悦的氛围（乐）中，就执行了“礼”。中国后来的士大夫阶层，寒窗苦读之余要搞点琴棋书画，就是正经事（礼）和休闲（乐）的最佳结合，也是政治人生和艺术人生的二合一。所以，中国古代的官员，都是艺术家，不是他们刻意想学艺术，而是在读书之余追寻一种消遣，结果把自己消遣成了艺术家。
礼乐最大的功用是维持秩序，中国人一直讲究秩序，上下尊卑，永不可侵犯，另外的功用则是陶冶人的气质，去除生活中粗野放纵的行为，让人的精神得到升华，从而影响行为。中国人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就是“文质彬彬”。这种人，只能靠礼乐锻造出来。
周王朝开创了“礼乐治天下”的中华特色，而教育就是实现这个特色的唯一手段，周代开始设置学校，“国学”是大学，教人自我管理，科目是礼、乐、射、御、书、数；“乡学”是小学，教人洒扫应对、尊老爱幼。但学生都是贵族子弟，平民和奴隶没有学习的权利。几百年后，这种情况被中国第一圣人孔子改变。
中华被称为“礼仪之邦”，正是周公的功劳。后人把他和尧、舜、周文王、周武王并称，也正是因为他给中华民族注入了礼仪、秩序的灵魂。也有人说，周公的功绩远在尧、舜、周文王、周武王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