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织造（江南织造真是康熙的情报站？）
许多人对清朝江南织造不陌生，《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曾在此任职，在一般人眼里它也许只是个专门替皇帝“采买”的机构，但其实它还有一个更神秘的身份。
总督和巡抚“互掐”
说江南织造，先从清朝的一桩弊案说起。康熙五十年（1711）辛卯科江南乡试，9月发榜，中举的人里有大批扬州盐商子弟，其中不乏不学无术、大字不识几个的人，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此次乡试的主考是太常寺少卿左必藩，他虽然没参与舞弊，但也被吓得够呛，赶紧向康百思特网熙上折奏报，江苏巡抚张伯行也上了奏折，呈报了相关情况，康熙大怒，命户部尚书张鹏翮、两江总督噶礼以及张伯行等人前去调查。
“专案组”很快找到了线索，初步查明副主考赵晋以及同考王曰俞、方名等人都存在勾结考生作弊的行为，但在案情要进一步深挖的时候，总督噶礼和巡抚张伯行却发生了分歧，噶礼主张结案，张伯行认为犯罪嫌疑人所交代的行贿细节还没有完全弄清，应继续深挖，看看幕后还有没有其他人。
噶礼和张伯行一向有矛盾，噶礼为人“贪婪无厌”，张伯行则是有名的清官，二人虽是上下级，但“气场”严重不合，关系十分冷淡。张伯行认为江南科考闹得如此乌烟瘴气，噶礼一定参与了，他说的“幕后其他人”就是暗指噶礼。然而噶礼是他的上级，案件很快定了调，涉案官员到一个副主考和两个同考为止。
但张伯行不甘心，在未正式结案前向康熙上了份奏折，称“盛传总督与监临提调交通鬻举人”，还说科场案发后“又风闻总督要银五十万两，保全伊等无事”。另一边，噶礼也上了份奏折，除表明自己与弊案无关外，还历数张伯行七大罪状。
督抚闹到这种程度，康熙很生气，下旨将二人解职，同时督促张鹏翮尽快结案。张鹏翮不久之后呈报了结案报告，指出副主考赵晋等人以及多名考生行贿受贿事实确凿，相关人等均已供认，应按律治罪，该杀头的杀头，该判刑的判刑。
这个结果让康熙感到吃惊，他深知科场事关重大，处理不好将伤及天下读书的人，所以这件事不能轻易做结论。然而是非不能靠印象来定，而要凭证据，现在的情况是，作为地方最高长官的总督和朝廷派往下面专门办案的钦差都一致做出了结论，康熙还能通过渠道去了解真相吗？
康熙的情报网
其实康熙有另外的情报来源，为尽快查清江南科场案，他向江南的某机构下达了一份秘密指令：“督抚不和，人所共知。巡抚是一钱不要清官，总督是事体明白勤谨人物，目前参本到了，尔南方众论如何？打听明白回奏。”
这是一道密旨，该机构接旨后不敢怠慢，立即着手搜集与本案有关的情况，经多方探察，他们很快向康熙呈上了一份密报。密报说，江南科考案已闹得沸沸扬扬，苏州闹得最厉害，有上千名生员在玄妙观集会，推举廪生丁尔戬为首，把财神像抬到府学，讽刺考官受贿。
这让康熙更为担忧，知道此案绝不能轻易了结，必须查下去，给士人和百姓一个清楚明白的交代。不过，关于噶礼是否涉案密报尚未做出自己的结论，只是说“南方众论”以为总督不会有此行径，噶礼被解职后有不少人联名请求其留任。
康熙相信这些情况都是真的，但也知道这是少数人故意做出来的，反而增加了他的疑心，他下令将张鹏翮等人的结案报告“留中不发”，另派新任户部尚书穆和伦、工部尚书张廷枢赴江南再查。
该案后面弄出了更大的动静，以至于所有案卷最后都被调到北京，经过“九卿会审”和康熙的亲审才最终定案，噶礼索贿50万两一事虽然查无实据，几个关键证人也在漫长的审理中莫名其妙地死亡，但康熙认定噶礼与科场案必有关联，所以将其解职，而张伯行留任。
做出这样的处理后康熙并不放心，又密令江南的那个机构报告社会上的反应，该机构及时汇报了有关情况，并阐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细察抚臣为人，大抵多疑多惧，多疑则遇事吹求，不能就事完结，自有无辜拖累，而罗织多人矣。”
张伯行留任，等于已受到康熙的保护，这份报告仍能指出其缺点，说明它有自己的主见。康熙很重视这份报告，批示道：“是，一点不错，此事要密，倘有人知，尔灾非浅矣！”
清代的“密折”制度
据统计，江南科场案爆发后，从康熙五十年（1711）12月至次年10月，这个机构共向康熙呈报了11份秘密报告。这个颇显神秘的机构就是江南织造，其实看起来它倒一点儿都不神秘，江宁、苏州、杭州都有它公开的办公衙署，门前挂着牌子、悬有纛旗，百姓无人不知，办理公事的人可以自由出入，既不是“七百思特网十号”也不是保密局。
清代的江南织造是内廷机构，包括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主要职责是经办皇宫用的百思特网各类纺织品。
在整个康熙朝江南织造几乎都是曹家的天下。曹家祖孙三人执掌着江宁织造局，长期执掌苏州织造局的李煦是曹雪芹祖父曹寅的内兄，执掌杭州织造局22年的孙文成是曹寅母亲的娘家人，康熙把整个江南织造都交给了曹家，这是因为曹寅的母亲做过康熙的奶妈，曹寅少年时做过康熙的伴读，康熙对曹家很有感情，6次南巡中有5次住在曹家。
江南科场案发生时正值曹寅执掌江宁织造局、李煦执掌苏州织造局的时期，康熙对他们二人绝对信任，所以把密查案情的任务交给了他们，其实这不是江南织造第一次承担类似任务，据记载，仅李煦的奏折就有413件，经过专家甄别，其中仅涉及本地官场动态的就有43件。
清朝历来有“密折”制度，有极少数官员和个别机构有权向皇帝上“密折”，这种奏折是皇帝了解有关情况的特殊渠道，有权上密折的官员和机构级别未必有多高，地位也未必显赫，但必须为皇帝所绝对信任，对于他们密奏的内容皇帝一般都极为重视，许多重要决策都是基于它们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