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简介(托尔斯泰介绍)
1828年8月28日,托尔斯泰出生于莫斯科郊外一个名为亚斯纳亚.伯利亚纳的小山村,村名意为“栅栏”。两岁母亲不幸去世,姑母将他抚养长大。这位姑母曾经爱过托尔斯泰父亲,其父也爱她,但有情人终究未能成眷属。自幼丧母的托尔斯泰敏感而早熟,“懂得在人家脸容上寻找快乐和哀愁”。五岁时第一次感到“人生不是一场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九岁,父亲撒手人寰。父亲是个和蔼诙谐的人,眼神忧郁,在自己的庄园里过着独立不羁毫无野心的生活。父亲去世后,托尔斯泰“第一次懂得悲苦的现实,心魂中充满了绝望”。
托尔斯泰读书时成绩平庸。人们评价他们兄弟三人:大哥想学习也能学会,二哥想学习却学不会,托尔斯泰不想学习也学不会。学习成绩不好不说,他还长得如猿猴一般丑陋:粗犷的脸长而笨重,短发覆在前额,小小的眼睛深藏在阴沉的眼眶里,瞩视时非常严峻,宽大的鼻子,往前突出的大唇,宽阔的耳朵。这副尊荣让他饱受折磨,为了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体面人”,他也像个别“体面人”一样,学会了赌博,借债,放荡。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完全如畜类一样生活,彻底堕落了。
他列出自己堕落的原因,一共九条。
一、犹疑不定缺乏魄力。二、自欺。三、操之太切。四、无谓的羞惭。五、心绪恶劣。六、迷惘。七、模仿性。八、浮躁。九、不加考虑。
成功者和不成功者区别就在这里。成功者懂得时刻反省自己,找出缺点不足,随时加以改正,走上适合发展的道路。不成功的人往往随波逐流,不仅不予反省,反而固执己见,终究一事无成。
托尔斯泰大学念到一半便退学了,因为他对成为“体面人”厌倦了。他决定回到自己的庄园,“为农民服务”。一开始农民们并不欢迎他,不相信这个养尊处优的年轻庄园主会真心对待他们。托尔斯泰遭到如嘲似讽的冷漠,牢不可破的猜疑,这些农民“下流,说谎,懒散,顽固”。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农民们的忍耐和退让,对一切褊枉的宽恕,以及对家庭的热情。他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他应该成为其中的一员。
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农村生活虽然单调,贫乏,孤寂,劳累,但是困扰他的三大欲望(赌博欲,肉欲,虚荣欲)也被慢慢销蚀了。
1851年,2百思特网3岁的托尔斯泰开始写作。生活孤独而痛苦,他开始追忆童年,重温“无邪的,诗意的,快乐的,美妙的”幼年生活,追寻“温良的,善感的,富于情爱的童心”,书名就叫《童年时代》。写好之后,他寄给杂志社,不料一举成名。
1855年,托尔斯泰进入圣彼得堡上流文化圈,周旋于文人们之间,很快深感失望。这帮文人虚荣而傲慢,托尔斯泰感到格格不入,“对一切潮流感到厌恶”。当时的文坛首领屠格涅夫因为一个观点跟他吵了起来,恐吓要扇他一巴掌,托尔斯泰勃然大怒,扬言马上用手枪决斗以赔偿名誉。托尔斯泰当过五年兵,枪法极好,屠格涅夫怂了,向托尔斯泰道歉,托尔斯泰拒不接受,两人从此闹翻。
1859年,托尔斯泰认识了别尔斯一家人,他轮流爱过她们母女四个,后来终于确切的爱上了家中第二个女儿,索菲亚。当时索菲亚只有14岁,他却已经31岁了,他自认为已经是个老人,没有权利把他衰惫的,污损的生活和一个天真无邪少女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为此他足足隐忍了三年。但是索菲亚同样爱他,两人用同一块铅粉在桌子上描划他们不敢说的言辞第一个字母。他把自己写的日记给索菲亚看,让索菲亚了解自己过去的生活,索菲亚非常感动,两人于1862年终于结了婚。时年他34岁,她17岁。
两人婚后互相成就。“她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夫人”。她和他一起工作,把他口述的语言笔录下来,誊清他的草稿。她努力用自己的爱温暖他,保护他,不让他受外界任何风吹草动的伤害。艺术家是敏感而脆弱的,托尔斯泰从妻子身上感到了平生从未尝试过的和平和安全。他用十年时间先后写出两本煌煌巨作:《安娜.卡列琳娜》和《战争与和平》。
《安娜.卡列琳娜》是有原型的,任何艺术都是源于生活,又从生活中演绎出来。1872年,离托尔斯泰农庄五俄里的地方,一个叫安娜.兹科娃的妇女发现她的情人另有新欢,向自己儿子的家庭女教师求婚,一气之下投身货车车轮下而死。托尔斯泰目睹这出悲剧深受触动,遂于1873年动笔,历时四年完稿。书中主人公安娜的名字便是来自于这位殉情的女子。
该书一经发行,便引起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大爆炸”,它的各个章节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跷足”注视,以及无休无止的“议论、推崇、非难和争吵,仿佛事情关涉到每个人最切身的问题”。社会公认它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它所达到的高度是俄国文学从未达到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兴奋地评论道:"这是一部尽善尽美的艺术杰作,现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同类东西可以和它相比"。
列宁曾经反复阅读这本书,以至于把封皮都弄皱了。
《战争与和平》写的是俄国1812年卫国战争的故事,作者将“战争”与“和平”的两种生活、两条线索交叉描写,构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壮阔史诗。此书反响巨大,著名俄国作家巴别尔说,人的一生其实不用读太多的书,有个七八本便足矣,《战争与和平》无疑就是最该读的几本书之一。高尔基说,《战争与和平》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英国作家毛姆(《月亮与六便士》作者)说,《战争与和平》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它的场面广阔、人物众多,不但以前没有人写过这样的小说,以后也不会有人再写,是当之无愧的“史诗”。
除了写作,便是劳作。托尔斯泰有太多精力无处发泄,他跟农民们一起割草,连续十几个小时伏案工作不觉疲倦。但是两部大作写成之后,托尔斯泰迷茫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他过着最顶级的贵族生活,有380公顷庄园,园中树林、小河、池塘、果园遍布各处,还有巨大的世俗名声,以及幸福的家庭。他有1700亩地,300个农奴为他日夜劳作。“我爱,我也被爱,我有好的孩子,大的土地,光荣和健康”。一个人能够活到这个份上,夫复何求。他曾毫无隐藏地说,“我是彻底幸福的”。
与此同时,托尔斯泰感到“可怕的,吃人的,黑夜般”得虚无,他的灵魂仿佛被什么东西撕碎,裂开一道狭长无底的黑洞,黑暗流进各个器官,光华和色彩消失殆尽。“我的生命停止了。我能吃,能喝,能睡,能呼吸,但这并非生活。我已经没有愿欲了。我觉得除死之外什么都没有了,一种无可抑制的力量驱使我要摆脱生命”。
家人百思特网防他自寻短见,就把绳子藏起来,怕他上吊自缢;又把猎枪藏起来,怕他打猎时临时起意,冲自己脑袋开一枪。托尔斯泰说,“家庭和艺术已经不能让我满足。家庭里每个人都是和我一样的可怜虫。艺术就是人生的一面镜子,当人生变得毫无意义时,镜子的游戏也不会令人觉得好玩了”。
他接着发现一个问题,便是农民从不自杀。他见过很多知识渊博的学者,家财万贯的富翁,以及有闲阶层中很多人出于对生活的绝望自杀了,“自杀之多令他不胜讶异”。但他从没见过几个农民自杀。经过和这些农民亲密相处,他发现,这些农民能够顽强活下去并非靠理智,而是靠信仰。“信仰是生命的力量。人没有信仰,便不能生活”。
他决定彻底融入民众。“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他说,人生于世,就是一支脆弱的芦苇,但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因此我们得好好思想。他说,“产业是一项享受别人工作的方法。产业是不属于我而是属于他人的东西。男人通常把妻子,奴仆,财物称为他的产业,他应当放弃,否则自己痛苦,别人也跟着受苦”。
毫无疑问,托尔斯泰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最先发现这个问题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子索菲亚。她发现丈夫“眼睛非常奇特,老是固定着。几乎不开口,似乎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他日夜冥想不已,以至于头疼欲裂”。“他忧郁,颓丧,饮食不进,向隅而泣,我想我快要(被他逼)疯了”。
她把他当孩子一样哄:不管孩子怎么玩,只要不哭,就由他去。
曾经的敌人屠格涅夫听闻托尔斯泰的状况非常痛心。他说,“我为托尔斯泰可惜,但是法国人说得好,各人各有扑灭虱子的方法”。他给托尔斯泰写信,“杰出的巨匠,你的工具不在这里(指托尔斯泰跟农民一起劳动)。我们的工具是笔,而不是锄头”。托尔斯泰回信道,只有燃烧的火才是火(意思自己已经写不出东西了,只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不是个名闻世界的作家)。
1899年,年届古稀的托尔斯泰再次写出绝世名作《复活》。素材来自于一名检察官为他提供的一件真人真事:一个贵族青年引诱了他姑母的婢女,婢女怀孕后被赶出家门,后来当了妓女,因被指控偷钱而遭受审判。这个贵族青年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席法庭,见到从前被他引诱过的女人,深受良心的谴责。他向法官申请准许自己同她结婚,以赎前罪,不幸该婢女在狱中死于斑疹伤寒。
《复活》整整写了十年,六易其稿,被称为“托尔斯泰艺术上的遗嘱”。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托尔斯泰的“孩子气”更加浓郁,他想把亿万家财散给农民,用以救赎自己堕落的灵魂,此举毫无疑问遭来妻子和孩子们一致反对。小孩哭哭闹闹可以忍受,但是现在却要抄家,是可忍,孰不可忍。托尔斯泰无奈,多次离家出走。我改变不了你们,但是可以改变我自己。
1910年严冬,寒风呼啸,82岁的托尔斯泰拖着病体最后一次离家出走,中途病逝于一个无名小城的火车站。弥留之际,他号啕大哭,泣不成声地说:大地上千百万生灵都在受苦,你们为何全都守在这里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遵照他的遗言,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庄园的森林中,坟上没有墓碑和十字架。
托尔斯泰在俄国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有个非常形百思特网象的比喻。一位教授有次给学生上课,“进到教室以后让大家把窗帘都关起来,把灯全都关掉。他先开左边一盏灯,说这是普希金,又开右侧一盏灯,说这是果戈理,再开中间一盏灯,说这是契诃夫。随后他跑到窗边,一把扯开窗帘说,这就是托尔斯泰”。
如同“红学”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一样,“托学”在俄苏文学中也早已是一门独立学科,《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复活》始终是“托学”的研究中心。“它们构成三个最醒目的路标,标出托尔斯泰一生创作的不同阶段;它们三足鼎立,撑起托尔斯泰宏伟的文学大厦;它们更像三级跳,民族史诗—爱情悲剧—道德忏悔录,历史场景—家庭生活—精神自画像,现出托尔斯泰跃上世界文学巅峰的清晰轨迹”。
多年以后,一些声名显赫的中国作家组团怀着“瞻仰胜迹”的心情前来拜谒托尔斯泰的庄园,其中一位作家说,“我要有这样一个大庄园,也能写出《战争与和平》”。